《女金剛鬥狂龍女》觀後感

一九七五年，荷李活第一次認真地看澳門一眼。那一眼看到的，不是大三巴，不是媽閣廟，不是任何一塊會印在明信片上的石頭——是一座賭場。滿眼金色的賭場，紅絲絨與中國風堆出來的賭場，輪盤從早轉到晚；而賭場的樓下，是亞洲最大的海洛因實驗室。

這部片叫《女金剛鬥狂龍女》。香港譯名取得漂亮，有邵氏武俠片的對仗味；英文原名是《Cleopatra Jones and the Casino of Gold》，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在美國上映，同年十一月七日來到香港。它是荷李活與邵氏兄弟的合拍片，華納出錢，邵逸夫出人出場地，導演是查爾斯·貝爾（Charles Bail），編劇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ant）。那幾年邵氏在票房上被嘉禾壓著打，什麼熱潮都想沾一點，連「黑人剝削片」（Blaxploitation）這種聽起來跟香港八竿子打不著的類型也照接——於是荷李活的黑人女英雄，就這樣被送到了東方。

女主角是塔瑪拉·道布森（Tamara Dobson），身高六呎二，荷李活史上最高的女主角，模特兒出身，演美國緝毒局的超級特工克莉奧佩特拉·瓊斯。一九七三年的首集講她在家鄉打毒梟，續集把她送到香港：兩名臥底探員莊遜兄弟在港失蹤，她飛過來找人，遇上本地女私家偵探方美玲——由邵氏演員恬妮飾演——兩人闖九龍城寨、打街頭飛車，一路追到澳門，追進那座黃金賭場裡。賭場老闆是個美國女人，人稱「狂龍女」，由史蒂拉·史提芬絲（Stella Stevens）飾演；她金髮、奢華、冷血，在澳門開賭場、賣白粉，還養著一群年輕女人。

片裡的澳門，分工很明白：香港是追逐與巷戰的場所，澳門是權力的所在。故事一過海，節奏就慢下來，畫面變成紅絲絨、絲綢、中國風屏風、金色天花，輪盤在畫面正中轉——毒品帝國的心臟，藏在賭場的地底下。這個設定放到今天看，精準得近乎預言：一座以賭場為門面的城市，真正的生意在門面底下。

而那座賭場裡最有澳門味道的，不是金碧輝煌，是人事配置。狂龍女是白人美國女人，掌權；替她幹髒活的殺手門德斯（Mendez），是穿訂製西裝的土生葡人歐亞混血。白人在上、土生葡人在中、華人在下——這不是編劇憑空想出來的階級，這是當年澳門真實的權力結構。一九七五年的澳門還是葡屬，總督由里斯本派來，土生葡人是這座城的關節：他們說葡語也說粵語，替殖民政府辦事，也替賭場辦事。電影未必有意批判，但它老實地複製了那條食物鏈。

Only in business, Stanley. Off the job I'm a real pussycat.
—— Cleopatra Jones

克莉奧佩特拉走進這座賭場時，穿一身會發光的金縷禮服；恬妮則是一襲鑲滿鑽的旗袍。兩個女人一進門，全場的眼光就轉過來，狂龍女當然不會錯過。這場戲最好看的地方是「賭」字的雙關：作為黑人剝削片的超級明星，克莉奧佩特拉在賭桌上永遠押「黑」（black）。一個黑人女人在一座金色的東方賭場裡，每一把都押自己——那是一九七〇年代才寫得出來的台詞。

Meanwhile, I'll hold the insurance.
—— Bianca Javin（狂龍女）

狂龍女這句話說得極斯文。她講的「保險」，是兩個被關在地牢裡的美國探員：人質，在她的帳本上只是一筆抵押品。一座賭場老闆會用保險業的字眼談人命，這句話比任何槍戰都冷。

我想像一九七五年坐在香港戲院裡的觀眾看到這裡的感受。那一年，現實中的澳門是什麼樣子？葡京酒店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落成，十二層圓形塔樓立在南灣的填海地上，鳥籠似的外觀，門口一隻「蝠鼠吊金錢」，賭客踏進去就成了籠中鳥——那是何鴻燊、葉漢、霍英東、葉德利幾個人的江山，澳門賭業現代化的第一座紀念碑。那一年澳門還沒有機場（要等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從香港過去只能搭船；連接半島與氹仔的嘉樂庇總督大橋在十月五日才剛通車滿一年，橋是新的，橋那頭的氹仔大半還是村。電影裡那座黃金賭場，是把葡京這類現實放大、鍍金、再塞進一間毒品實驗室的結果。

And may blow up the other half before I'm through.
—— Cleopatra Jones

高潮開打前，克莉奧佩特拉丟下這句。她剛把半個香港鬧得天翻地覆，下一站就是澳門。

Here comes Snow White!
—— Cleopatra Jones

賭場的槍戰就是這樣開場的：她看見狂龍女現身，冷冷地吐出「白雪公主來了」。一九七〇年代的雙關語，粗魯、刻薄、準確。隨後是電單車、機關槍、中國功夫，一座紅絲絨賭場被徹底砸爛；狂龍女死在克莉奧佩特拉的刀下。

這裡要說一句實話，也是我寫這篇文章最想留下的一句：片中的澳門，其實從來沒有被真正拍到過。研究澳門題材的作家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考證得清楚——這部片的澳門場景全是內景，連那場「澳門街頭追逐」都是在香港的搭景裡拍的。一九七四年夏天，劇組在荷李活道、半山、九龍實地拍足了香港，卻把澳門關進了片廠。所以這一座黃金賭場，是搭出來的；電影裡的澳門，是一件想像物。

可這恰恰是它值得被記下來的原因。在《新鐵金剛之智破天凶城》把澳門拍成霓虹浮城之前三十七年，在《媽閣是座城》把澳門寫成戒賭書之前四十四年，已經有一部荷李活B級片替澳門定下了形象：東方的賭城，金的、軟的、危險的，門口站著一個穿西裝的土生葡人。那不是澳門自己選的形象，但半個世紀以來，外面的人對澳門的想像，一直沿著這條路走。

我第一次在南灣站定的時候，想的就是這件事。眼前是葡京與新葡京，兩代鳥籠並排站著，中間隔著三十八年；海填了又填，對岸的氹仔已經長成一整片金光大道。電影裡那座賭場早就拆了——它在香港的片廠裡，從來不在澳門。但現實裡的澳門，比電影更徹底地把自己活成了一座賭場。

這大概就是「跟著電影遊澳門」這件事最弔詭的地方：你按圖索驥去找的那個場景，有時根本不存在；而你站定的地方，反而比電影更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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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

一九七五年的澳門，對多數人來說只剩幾張舊照片和一部 B 級片裡的金色賭場。荷李活把這座城漆成它想像的樣子，可真正的澳門在十月初五街的當舖、在路環灰撲撲的漁村、在內港還看得見海的那條岸。我常覺得，電影裡的澳門和真實的澳門，像是同一座城的兩個版本。一個拿去拍戲，一個留給人過日子。這部片給了我們那個被放大的、閃著金的版本；而你要找另一個版本，得走下銀幕，去街上聞海風。兩個版本都真實，只是一個給眼睛，一個給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