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7》觀後感
青春是我家｜2017
澳門人拍澳門故事，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在一個下雨的下午重看這部片。螢幕裡是一九九九年的澳門，一班被編入「前進班」的頑劣學生、一支叫 RockKid 的樂隊、一段沒有結果的初戀；螢幕外是二〇二六年窗外的同一座城。中間隔…
澳門人拍澳門故事，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在一個下雨的下午重看這部片。螢幕裡是一九九九年的澳門，一班被編入「前進班」的頑劣學生、一支叫 RockKid 的樂隊、一段沒有結果的初戀；螢幕外是二〇二六年窗外的同一座城。中間隔了二十七年，也隔了一部電影替這座城保存下來的、差點沒有人記得的聲音。
《那一年，我17》（英文片名 Our 17）2016 年暑假開拍，2017 年 6 月 22 日在香港與澳門同步上映。它是第一部登上澳門國際影展「藏龍」單元開幕位置的本地劇情長片，也在當年九月走進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港澳影展單元。這些履歷聽起來很體面，但真正讓我坐下來反覆重看的，是另一件事：這部片的導演是澳門人，編劇是澳門人，配樂是澳門的搖滾樂隊刃記，超過九成的幕前幕後是澳門人。
在香港電影的鏡頭裡，澳門向來是別人的城市。《賭城大亨》系列把它拍成傳奇，《暗花》與《放·逐》把它拍成黑夜裡互相撲殺的荒野，《遊龍戲鳳》把它拍成歐陸風情小鎮，《激戰》把它拍成香港男人療傷的地方。這些片子我都看過，也都在我的專輯裡一篇一篇寫過。但它們都是香港導演借澳門這塊地，訴說香港自己的故事。澳門只是布景，從來不是主語。
《那一年，我17》第一次讓澳門成為主語。
片裡有一場很小的戲。三十四歲的陳俊傑在北京做音樂，因為不肯聘用準備不足的樂手，對方丟下一句「香港人有甚麼了不起」。他沒有爭辯，只是低聲、幾乎是自言自語地答了一句：
我係澳門人呀，唔係香港人。
—— 陳俊傑（彭永琛 飾）
那是粵語。在北京的錄音室裡，沒有人聽得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影評寫到這裡時用了一句很準的話：一如現實中，澳門人的身影往往被香港人所遮蓋。
這大概是整部電影的心臟。它講的不是青春，而是身分。它把這群十七歲的孩子放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的前夕——然後讓他們各自散場。女主角張鎧妮的父親是葡萄牙官員，在主權移交前帶著家人上機回葡國；男主角留在原地，十七年後成了在北京漂泊的音樂人。有一位澳門影評讀得更深：陳俊傑本姓陳，回來之後卻用了母姓「施」。如果陳俊傑代表澳門人，那麼終日醉酒、失意而不成的父親是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母姓的「施」則是中國。這孩子離開父親、投靠母親，改了姓氏，才有了後來的路。我未必完全同意這種讀法，但把它記下來是值得的：因為這恰恰說明，這部技術粗糙的青春片，承載了遠超過它自己體量的東西。
技術上它確實粗糙。當年的影評毫不客氣：劇情欠重點、剪接有失誤、配布景時不小心讓校長名牌只寫了「譚校長」三個字。連戲的服裝也有穿幫。有一篇澳門影評甚至指出，在虛構的「培育中學」裡，鏡頭一晃，竟然拍到了「聖心女子中學」的招牌。
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時笑了出來。不是嘲笑，是一種奇怪的親近感——因為這意味著劇組真的走進了我們每天路過的那些學校、那些巷子，而不是搭景。資金短缺、資源有限，兩個暑假、兩百萬人民幣，一部一百一十分鐘的劇情長片。導演陳雅莉在力報的專訪裡坦承自己「還在學習的過程」，笑說這是一部「學生作品」。而我珍惜的正是這份學生的誠意：它的缺點全都看得見，卻沒有一處是在取巧。
也因為這樣，這部片的取景跟所有來澳門拍戲的香港片都不一樣。它不是大賭場，不是黑色罪惡之城，也不是浪漫化的葡式小鎮。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那篇影評把它說得很準：路邊檔、板間房、球場、中學校園、地下樂隊表演場地——那是住在這裡的人抬頭就看的日常，不是外地人想像出來的地標。
它看起來一點都不雄心勃勃，甚至有點寒酸。但正因為如此，它是真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場，是孩子們在天台。
多位影評都提到，天台的佈置是這部片最具標誌性的場景，「也可算是澳門電影的一個經典場景」。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天台：晾曬的衣物在頭頂飄，舊磁磚、水箱、鏽了的欄杆，樓下是還沒改造的舊城輪廓。他們在那裡聚會、抽菸、說心事、燒煙花棒。
而主題曲就在這裡長了出來。刃記樂隊的百強寫的詞，副歌只有四句：
跨越界限 星空任往返 煙火極燦爛 青春是我家
—— 主題曲〈那一年，我17〉（刃記 · 百強 詞曲）
我看第一次時沒什麼感覺。看第二次時忽然明白，這句詞寫的是一種城市尺度下的青春。澳門這麼小，小到騎摩托車二十分鐘就橫穿了整座城，所以他們的天台「星空任往返」是真的——抬頭就看見，走兩步就到達。而其他地方的青春片寫不出這句話。
同一首歌還有另一段：
明日世界有我開創 迷霧漸露曙光 憑信念共勉闖一趟
—— 主題曲〈那一年，我17〉（刃記 · 百強 詞曲）
這類歌詞單獨看很俗套。放在這部片裡卻有了重量，因為導演從來沒有兌現過它。十七歲那年說要闖一趟的五個人，成年後一個做了酒店接待、一個做了保險經紀、一個嫁給了當年欺負人的男生、一個幾乎消失。只有一直堅持音樂的那個人，在十七年後回到澳門，坐在一場音樂比賽的評審席上，忽然聽到自己十七歲寫的那首歌被人唱出來。
樂隊解散了，但聲音留了下來。
陳雅莉在澳門雜誌的訪問裡說得很坦白：「這部作品的青春故事充滿遺憾，只是我運用了浪漫的手法來表達。我覺得青春是你想轟轟烈烈去做一些事，但最終發現它往往是無疾而終的。」
這是我聽過對澳門最準確的一句話。
而這部電影裡最硬的一句台詞，卻不是主角說的。
飾演何子健的李任燊，在片中的設定是「廢青」有錢學生、欺負楊偉的那個人、後來彈貝斯的樂隊成員。維基的角色表在他的名字底下只寫了一行：
不要想，只管做。
—— 何子健（李任燊 飾）
八個字。這句話在片裡出現的時刻，是一群什麼都沒有、卻什麼都想做的孩子要上台之前。沒有資源、沒有技術、連像樣的樂器都湊不齊——那就不要想，只管做。
我發現這八個字幾乎可以貼在整部片的幕後。《那一年》的團隊是一群八十後、九十後的澳門年輕人，是回歸之後才學有所成的新生代。他們用兩百萬人民幣、兩個暑假，把一部片子從澳門推到了香港的戲院、推到呼和浩特金雞百花電影節的銀幕上。導演說不知道澳門的電影會怎樣，也不知道自己的電影路繼續走下去會怎樣。
那就不要想，只管做。
這八個字放在澳門這座城身上，讀起來更像一句預言。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澳門政府新聞局編的《澳門電影地圖集》，把《那一年，我17》選為「內港遊」的第三個景點，場景是下環街區的光復圍。而在同一份名單的第一個景點，是我在上一篇寫過的《群龍戲鳳》——1989 年洪金寶的三輪車在轉彎角被追趕的那個位置，舊廣州大酒店。
一九八九年的香港賀歲片，與二〇一七年的澳門青春片，隔了二十八年，在同一張官方地圖上並排站著。一邊是香港人眼中的澳門，一邊是澳門人自己的澳門。
我去過那條圍。土黃色的牆，翠綠色的鐵閘門，巷子裡晾著衣服，鐵閘上有鏽。澳門政府出版的那段描述寫得比我好：「下環街一區的圍、里街道變化不大，光復圍仍瀰漫著昔日生活的氣息，記錄了昔日和睦的鄰里氛圍。」電影裡那場在小巷發生的衝突，就拍在這裡。孩子們穿著復古的衣服，在那麼窄的一條裡弄裡推撞、吵架、和好。
我站在那條圍裡大概十分鐘。沒有遊客，沒有人拍照。有個阿姨在二樓的窗戶收衣服。
這大概就是這部電影的全部意思：它拍下來的事情，全都發生在沒有遊客拍照的地方。而九年過去，那些地方居然還在。
散場之後
二〇一七年六月，這部片在香港和澳門同步上映的時候，我沒有進戲院。
過了這麼多年再重看，最讓我驚訝的不是它拍得好不好，而是它居然存在。一群沒有資源的年輕人，用一座正在瘋狂長高的城市做背景，替自己的十七歲拍了一部長片。然後它就被遺忘了一大部分——像這個城市裡大部分的事情一樣。
但它留下了一條可以走的路。找一個下午，你可以從下環街走進光復圍，去看看那面土黃色的牆和那扇翠綠色的鐵閘。三分鐘就看完，順路而已。
而那正是《那一年，我17》最誠實的地方：澳門的青春從來不發生在大場面裡，它只是在回家的路上，順便發生了。
「跨越界限，星空任往返；煙火極燦爛，青春是我家。」——這句話寫的不是某一代人，是這座城。
*本篇為《澳門電影》專輯之一。同批作品：《骨妹》(2016) 亦由澳門導演執導、同樣以一九九九年為背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多篇影評將兩部並列為澳門本土青春的雙璧，建議對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