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看見澳門》觀後感

原名《A Última Vez Que Vi Macau》，二〇一二年，由 João Rui Guerra da Mata 與 João Pedro Rodrigues 聯合執導。這不是一般劇情片，是游移在黑色電影、私人回憶、散文紀錄片之間的實驗電影。導演童年在澳門成長，多年後重返這座城市，本來是要營救陷入麻煩的舊友 Candy；尋人懸疑的外殼之下，真正的主角，其實是澳門本身。

很多電影把澳門當成布景，這部電影相反：人是流動的，城市才是那個揮之不去的幽靈。

而這部片是這樣拍出來的：兩個人帶著一個共同的想法到了一座城，沒有劇本，就開始拍。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在瑞士洛迦諾影展首映，入圍金豹獎競賽，片長八十二分鐘，葡萄牙、法國、澳門合拍，語言是葡語、粵語與英語。兩位導演後來在里斯本紀錄片影展的訪問裡，以及十年後在葡萄牙電影資料館的放映會上，都親口承認過同一件事：他們沒有劇本。

一個沒有露臉的人

達·馬塔在澳門出生、長大，三十年前離開，去了里斯本。這部片講他回來。他演他自己。

但要看懂這部片，得先接受一個設定：他從頭到尾沒有露臉。整部片你看不見主角，只偶爾看見一隻手臂、一隻手、一個影子。銀幕上沒有人真正說話——你聽到的所有聲音，要麼是畫外音，要麼是對嘴。

三十年後，我在前往澳門的路上，那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我在里斯本收到 Candy 的電郵——一個許久沒有音訊的老朋友。
—— 主角旁白

Candy 是個變裝表演者，也是他兒時的朋友。她惹上了不該惹的人，要他回來。

她說她又牽扯上那些不對的人，要我去澳門，那裡正在發生「奇怪又可怕的事」。
—— 主角旁白

於是他搭上飛機，再換船。

長途飛行之後很累，我搭著噴射飛航接近澳門——它會帶我回到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 主角旁白

這三句話就是整部片的開場。一部電影用這樣的方式開場，等於先把答案告訴你：他要回去的不是一座城，是一段時間。

老虎、旗袍，與一九五二年的那部片

這部片的第一顆鏡頭，是一場表演。

變裝藝人 Cindy Scrash 穿著絲質旗袍，在一籠子老虎前面扭動，對嘴唱著一首叫〈You Kill Me〉的歌。那首歌來自一九五二年荷里活拍的一部叫《澳門》（Macao）的黑色電影，導演是馮·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女主角是珍·羅素（Jane Russell）。而台上這個人，後來我們才知道就是 Candy。

一九五二年的荷里活當然沒有來澳門拍，那部《澳門》是在片廠裡搭出來的「想像的澳門」。七十年後，兩個葡萄牙人帶著攝影機回到真正的澳門，然後告訴你：你看，我們對這座城的想像，也是別人先替我們搭好的。

開場那籠老虎是從里斯本的馬戲團借來的。而片中後來出現的一隻又一隻澳門老虎——滿街的、節慶的、店門口的——全是紙糊的假虎。因為這部片是在二〇一〇年庚寅虎年前後拍的，那年滿城都是虎。到了片子後段，那些紙老虎被揉皺、被翻倒，扔在城市的角落裡。

內港沿岸：這部片最核心的場域

導演走進半島老城的街巷，鏡頭緩緩掃過騎樓、舊樓窗戶、昏暗的夜總會、內港堤岸。沒有激烈槍戰，沒有轟烈愛情，只有一種緩慢、憂鬱的凝視。

而在這些地方裡，內港沿岸是本片最核心的場域。舊碼頭、閒置倉庫、潮起潮落的水面，鏡頭多次停留在這片港灣。這裡是舊澳門進出的門戶，也是導演童年記憶的起點。電影中那種「遠道歸來，卻發現一切都變得陌生」的情緒，在內港堤岸最容易被觸發——海風依舊，可是舊時的人和舊時的光景，已經消失大半。

這部片的踏查，和之前的商業電影完全不同。重點不在尋找某個對峙的戲點，而是走進那些承載時間感的空間，感受「記憶與現實互相錯位」的氛圍。

老城的迷宮

新馬路與周邊老巷、議事亭前地、崗頂一帶的葡式老建築、窄巷石階——電影大量運用老城街景，白天的陽光斜切騎樓，夜晚巷內燈光昏沉。

這裡不只是觀光景點，是電影裡不斷穿行的迷宮。你走在這些街巷，同一個空間，同時疊合了導演童年的回憶、回歸前後的澳門、還有我們此刻眼前的樣貌。

他還回到幾個特定的地方。其中一個是摩爾兵營（Quartel dos Mouros）。他小時候住過那裡。那棟建築現在叫港務局大樓，在媽閣斜巷，一八七四年建成，摩爾復興式的拱廊與白色牆身，是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世界文化遺產。鏡頭掃過荒廢的屋頂——他小時候在上面玩的那個屋頂，現在沒有人了。

他回到母校。當年的教室，現在用來堆雜物。片中也穿插了軍人俱樂部的黑白舊影像，配上遠遠的爵士樂。而這一切旁白都用葡語說。他說他不會中文，回來之後發現，也很難找到一個會說葡語的人。

這一句我聽得最久。四百多年，一九九九年交還中國，到二〇一二年他回來，那座他長大的城裡，他找不到人用他的母語說話。

夜總會，與一層層的偽裝

舊式夜總會空間——片中 Candy 駐場的歌舞場景——是電影最富迷幻感的段落。這類老夜場大多已經消失，但是走在半島舊區，依然可以想像那種封閉、燈光迷離、虛幻與真實交錯的空間。

舞台上的表演是偽裝，城市的樣貌某程度也是一種偽裝。

片中也確實有一個賭場的空舞台：回力娛樂場裡，簾幕還在亮著，台上沒有人。這種「燈還亮著但人已經走了」的畫面，這部片拍了很多次。

她住在「鄉愁巷」

Candy 在澳門的地址，叫做 Travessa da Saudade。

Saudade 是葡語裡一個很難譯的字，通常被譯成「鄉愁」，但它比鄉愁更黏——是一種對不在場的人或地方的、帶著甜味的想念。葡語人士常說這個字只有葡語能講清楚。

而 Travessa da Saudade 的中文名字，是仁慕巷。

仁慕巷在沙梨頭，內港旁邊的一條短巷，從十六柱（Ponte 16）那頭走進去不遠。今天那條巷子最有名的是六記粥麵——用竹竿壓出來的竹昇麵，魚湯熬的粥底，米芝蓮指南裡的街頭小吃，門口總是排隊。

一部講「回不去了」的電影，把那個失蹤的女人安排在「鄉愁巷」。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址時笑了一下，然後就笑不出來了。這不是巧思，這是這部片最狠的一筆：它連街名都不肯放過你。

一隻高跟鞋

Candy 後來怎麼了，電影沒有演。你只看到人行道上留下一隻高跟鞋——那是黑色電影裡最經典的收尾方式之一，當年珍·羅素在《澳門》裡也是這樣。

她留了一封信。

我看，我幾乎什麼都沒說。
—— Candy 的告別信

一封告別信寫「我幾乎什麼都沒說」，是這部片最好的註腳。因為這部片本身也是這樣：它什麼都想講，最後什麼都留白。主角的臉你看不見，兇手你看不見，連故事都只給你一半。

他看見的澳門

這部片真正的主角其實是那些街。

魚市場的畫面之後，接著是船身上用霓虹排出來的魚鱗圖案。夜裡收垃圾的垃圾車，和賭場裡唱歌的貢多拉船夫一樣被認真對待——那個船夫唱的是卓別林的〈Smile〉。電視上播著粵劇，主角努力想看懂，看不懂。聖誕節的澳門掛滿燈飾，一個穿聖誕裝的小女孩在鏡頭前擺姿勢。

還有一句我很喜歡的旁白，講的是來澳門的中國遊客：

透過澳門這個鑰匙孔，窺看西方。
—— 主角旁白

四百多年來，澳門一直是這樣一個東西：對西方來說它是東方的鑰匙孔，對中國來說它是西方的鑰匙孔。這部片沒有評判這件事，它只是把這個視角拍下來，放在那裡。

結尾是男人在夜裡穿過迷宮一樣的城市奔跑，煙花在頭上炸開。第二天早上，整座城罩在一層霧霾裡。最後的鏡頭暗示：澳門——以及地球——的未來，大概屬於貓和烏龜。

記憶本身就是一層偽裝

電影表面是尋找失蹤友人的偵探故事，骨子裡寫的，是記憶本身的不可靠。

我們記住一座城市、記住一個人，其實都在自動加工、修補、美化。導演回來尋找他記憶中的澳門，到最後才發現：記憶裡的那個澳門，早已不存在。如同我們與故人重逢，我們懷念的有時不是眼前這個人，而是當年留在記憶裡的樣子。

所有人都帶著一層由回憶編織出來的偽裝。

散場之後：誰的鄉愁

這部片在澳門不容易看到。它沒有在這裡的電影院上映過，全球票房六千多美元，是標準的影展電影。它的評價也很兩極：喜歡的人說它是影像詩、是心理地理學電影的頂尖之作；不喜歡的人說它空洞、重複，對澳門日常生活的描寫浮面。

兩種批評我都同意一半。

但作為一個澳門人，我看這部片看到的是另一件事：有人在替我們記著一些我們已經不太記得的東西。

摩爾兵營今天還在，遊客會去拍照。港務局大樓的白牆與拱廊很上鏡。但對達·馬塔來說那是他家——他記得屋頂上可以跑，記得哪一道樓梯有回音。這種記憶，是住在這裡的人不會有的。我們從來不需要「回來」，所以我們從來不做這種對照。

這大概是這部片給澳門人的禮物：它讓我們看見，一座我們每天路過的城，在一個離開三十年的人眼裡是什麼形狀。

而它也提醒了我另一件事——那些紙糊的老虎。滿街的節慶裝飾，一年換一次生肖，舊的被揉皺扔在角落。澳門就是這樣一座城：它一直在換下一輪的裝扮，而每一輪都有人以為那是永遠。

這個系列一貫的命題是：人與人、人與城市之間最珍貴的，是分享。但這裡的分享，是一種憂鬱的分享。當記憶只能獨自存放，無法完整交付給另一個人，我們就只能在城市的街巷裡，獨自與遺憾對話。

踏訪這座城，就是理解：每一次看見澳門，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看見那個當下的澳門。城市會變，人會離開，記憶會褪色。我們所有相逢，本質上都帶著告別的底色。

《我最後一次看見澳門》，不是在講一樁失蹤案，而是一場與城市記憶的告別。記憶本身就是一層偽裝，我們以為抓住了真實，其實只是抓住了殘影。

城市不斷改變，人來人往。所有相遇，都有期限。我們能做的，只是在還能看見的時候，好好分享這一刻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