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ao, l'enfer du jeu》觀後感

澳門有兩個西方名字，都是在一九三八年冬天前後落地的。

一個叫「賭博地獄」，法文，l'enfer du jeu。出自一本暢銷小說，一九三八年出版，一九三九年被搬上銀幕，講軍火商、舞女、賭場大王在南中國海邊一座城裡互相出賣。另一個叫「天主教歐洲的毒草」，英文，a weed from Catholic Europe。出自一首十四行詩，寫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布魯塞爾，作者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英語詩人之一。

兩個名字相差不到一年，指的卻像是兩座不同的城。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來歷：寫「毒草」的那個人，一九三八年二月真的來過澳門，住了幾天，寫詩的時候人在歐洲，但眼睛裡的東西是現場看來的；寫「賭博地獄」的那個人，連去沒去過都說不準。

這部片子就是那座「地獄」。它有個很長的法文名字，Macao, l'enfer du jeu，英文發行時叫 Gambling Hell。片名直接把澳門的名字掛在最前面——這是澳門第一次走進西方電影，比史蓋福（Skyfall）早了七十三年，比《鐵金剛大戰金槍客》早三十五年。

而它，一吋澳門都沒拍。

一、一九三八年，兩個人替澳門取了名字

先說那個來過的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三十一歲的魏斯坦．休．奧登（W. H. Auden）和同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踏足香港。他們是出版商派來的，國家任選，兩人挑了戰爭中的中國。奧登負責詩，伊舍伍德負責散文，後來合成一本《戰地之旅》（Journey to a War, 1939）。

香港沒給他們什麼好印象。他們厭惡那些在香港的英國同胞——日本人正在內地轟炸，城裡的人照樣做生意、開茶會。之後他們短暫過澳門，住了幾天，再溯珠江上廣州。

澳門記憶的官方記載寫得很平靜：英國著名詩人奧登來到澳門作短暫逗留，下榻峰景酒店，他憑藉對澳門人的仔細觀察而創作詩歌《澳門》。

峰景酒店。那是一八七○年前後建在西灣山坡上的一棟三層淺黃色宅子，一八九○年由英國船長克拉克夫婦買下改成酒店，叫「好景酒店」（Hotel Boa Vista），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才改名「峰景」（Hotel Bela Vista）。它站在西望洋山腰，望下去是南灣。今天它還在那裡，門牌是高可寧紳士街八、十、十二號，用途改了——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結業，成了葡萄牙駐澳門及香港總領事官邸。

那條街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巧合：高可寧。一九三七年，正是他和傅老榕組的泰興娛樂總公司，投得澳門賭場的專營權。

奧登離開中國後去了美國，再回歐洲。他沒有留在英格蘭，而是去了布魯塞爾，每天只寫半天詩，其餘時間泡在博物館和浴室裡，看勃魯蓋爾。就在那裡，他給《中國十四行詩》補了兩首附筆，一首寫香港，一首寫澳門，時間標註都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澳門那一首，後來收進《航程》（Voyages），排在第五。

「A weed from Catholic Europe, it took root / Between some yellow mountains and a sea, / Its gay stone houses an exotic fruit, / A Portugal-cum-China oddity.」
—— W. H. 奧登《澳門》(Macao)，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作於布魯塞爾（詩作，非電影對白；中譯：天主教歐洲的毒草紮根在／黃褐色的山巒和一片大海間／它那歡樂的石屋是一種奇異的果實／由葡萄牙和中國共同編織成絕無僅有的奇觀）

同一首詩，一九三九年首發時第四行不是這樣寫的。初版是「And grew on China imperceptibly」——無聲無息地在中國身上長了出來。三十多年後，一九六六與一九七六年的定本裡，這一行改成了「A Portugal-cum-China oddity」。

「And grew on China imperceptibly.」（初版，1939）／「A Portugal-cum-China oddity.」（定本，1966／1976）
—— W. H. 奧登《澳門》第四行修訂對照（詩作，非電影對白；中譯：無聲無息地在中國身上生長／葡萄牙加中國的混種怪胎）

從「無聲生長」改成「混種怪胎」，一字之差，語氣全變。研究者喬治．蒙泰羅（George Monteiro）指出，奧登把這句準觀察改成了指控：葡萄牙要為把歐洲天主教帶進這裡、從而造出澳門這種特殊道德性格，直接負責。同一首詩裡，「men are torn to pieces」後來變成「limbs and governments are torn to pieces」，「major sins」變成「mortal sins」——死罪，會死人的那種。

詩人改詩的那三十年，世界正好把「沒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句話打得粉碎。一九三八年他在澳門看到的寬容，是戰爭年代裡難得的一種東西；等到他自己動手修訂時，那種寬容已經變成了某種需要被指控的東西。

而詩的結尾，無論初版定版都沒有改：

「Religious clocks will strike, the childish vices / Will safeguard the low virtues of the child; / And nothing serious can happen here.」
—— W. H. 奧登《澳門》末三行（詩作，非電影對白；中譯：教堂的鐘聲將會敲響，而孩子們的嬉鬧聲／會捍衛孩童年幼的童真和爛漫／因為這裡甚麼嚴重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這裡甚麼嚴重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現在說那個可能沒來過的人。

莫里斯．德科布拉（Maurice Dekobra），本名歐內斯特．莫里斯．特西耶，一八八五年生，一戰時在法軍裡當英屬印度軍團的聯絡官。戰後他改名——據說是看過摩洛哥耍蛇人之後改的——然後開始大量生產小說、巴黎街頭遊記和連載。他一九二五年的《臥鋪車廂的聖母》是間諜驚悚小說的早期範本，葛蘭姆．格林的《伊斯坦布爾列車》和克莉絲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都站在他肩上。那種國際視野加陰謀加華麗列車的配方，當時有個名字，叫「德科布拉主義」。

名利雙收之後他去了亞洲：印度、日本、中國，以及澳門。一九三八年，他出版了《澳門，賭博地獄》。小說的開場是這樣一句：

「Macao, à la frontière chinoise, est la plaque tournante de tous les trafics.」
—— 莫里斯．德科布拉《澳門，賭博地獄》(Macao, l'enfer du jeu)，1938（小說原文，非電影對白；中譯：澳門，在中國邊境上，是所有非法買賣的轉運站）

沒有英譯本。這句法文至今只活在法文裡。

問題在於德科布拉這個人。隨著名氣增長，他有一種明顯的誇大癖：他會加油添醋地講自己的見聞，會跟人結怨（在上海跟魯迅鬧過）。所以澳門刊物 Macau Closer 那篇專欄，在末尾留了一句很老實的疑問：他到底有沒有去過澳門，其實並不清楚。

一個去沒去過都說不準的法國人，替澳門取了個「賭博地獄」的名字，然後這個名字暢銷全歐，還拍成了電影。

而同期，一個真來過、住了幾天、看得仔細的英國詩人，替澳門取了個「天主教歐洲的毒草」的名字，收在自己的詩集裡，英文世界讀到的人不算多。

毒草會紮根。地獄只需要一個書名。

二、地獄是在尼斯搭出來的

一九三九年，尚．德蘭諾瓦（Jean Delannoy）開拍這部片。他後來拍過《田園交響樂》，是法國影壇幾十年的台柱之一，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手上是一個關於中國邊境賭城的通俗劇本：改編自德科布拉的小說，編劇是皮埃爾．吉爾．維貝與羅歇．維特拉克，攝影尼古拉．阿耶，美術謝爾蓋．皮梅諾夫，音樂喬治．奧里克——寫過許多尚．谷克多電影配樂的那位。

演員表現在看很可觀。賭場大王英泰（Ying Tchai）由早川雪洲（Sessue Hayakawa）演，一位在默片時代就在好萊塢成名、後來轉戰歐洲的日本演員。軍火商維爾納．馮．克羅爾（Werner von Krall）由艾利．馮．史卓漢（Erich von Stroheim）演。女主角是戰前巴黎的銀幕女神米海伊．巴蘭（Mireille Balin）。

沒有人去澳門。

澳門是一座搭出來的佈景。德蘭諾瓦一九三九年在尼斯的維克多林片廠（Studios Victorine）開拍，賭場、輪盤、那些在荷官和賭客之間上下升降傳送籌碼的籃子，全在片廠裡。片中那片「中國海岸」重建在蔚藍海岸的濱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

連海都是假的。據當年的製作記述，船上那些戲是在法國南部一片沼澤地裡拍的——船架在腳手架上，周圍全是青蛙。每隔一陣子就得引爆一點炸藥，把青蛙震得安靜下來，才能繼續收音。

群眾演員是從巴黎調去的。在法的華工和印度支那勞工被招募起來，坐火車送到尼斯，在片廠裡扮演澳門人。

這部片因此有了一個很難被複製的身份：它是澳門電影裡，替身層數最多的一部。不是澳門替香港（那種我們見多了），不是澳門替上海，而是法國南部替澳門，沼澤替南中國海，巴黎華工替澳門街坊。三重替身，全在同一部片子裡。

我們這個專輯前面寫過不少「替身城市」：《傾城之戀》裡澳門內港扮一九四一年的香港碼頭，《奪寶奇兵之魔宮傳奇》在同一年把內港扮一九三五年的上海，《精武門》裡白鴿巢扮上海租界公園。那些片子至少有一項是真的——攝影機真的架在澳門的街上，光是真的，空氣是真的，街坊是真的。

這一部連空氣都是尼斯吹來的。

三、那一年，真正的澳門在賭什麼

電影在法國搭景的同一年，真正的澳門正在做一件事，規模是它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澳門政府發出公告，定於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在財政總局大堂，把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的生意公開出投招人承充，為期三年，底價九十四萬元，押票銀九萬四千元。

最後由高可寧、傅老榕（原名傅德用，後改德蔭，廣東南海人）等人組成的泰興娛樂總公司投得。泰興與澳門政府財政廳簽了專營合約，每年繳納賭稅葡幣一百八十萬元。

他們開了三家賭場，位置有明文記錄：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十月初五街。經營的是番攤、骰寶、牌九，以及鋪票、白鴿票、字花這類中式賭法。

三個地點，今天都還在，都走得到。

新中央酒店在新馬路（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二六四至二七八號。一九三七年，泰興把它改建成旗艦賭場，並在這裡引入了百家樂——今天澳門最受歡迎的那種玩法，就是從這一棟樓開始的。當年全澳門賭場工作人員一共七八百人，中央酒店一家就佔了三分之一，規模全澳之最。它的前身是豪興公司的場子：一九三○年，以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首次投得全部博彩遊戲的專營權，先後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和域多利戲院舊址（今新馬路大豐銀行一帶）經營賭場。豪興做了幾件後來被沿用很久的事：把賭場裝修得堂皇，在裡面設戲台，給客人免費的水果、香煙、食品，還代買船票。

福隆新街是另一家。這條街今天遊客都認識，但多數人只知道它是拍照的地方。一九三○年代，它同時是煙館、妓寮和賭檔聚集的街。

十月初五日街（老澳門叫它泗𠵼街）是第三家。

這三條街加起來，就是一九三八年真實的那座「賭博地獄」——不是比喻，是帳面上的。同一年，一九三九年，澳門的公共總收入是一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七百零二士姑度。

再早一點，一九一一年，澳門署任總督咩路馬楂度（Alvaro de Melo Machado）在他的施政綱要裡寫過一句很不體面的實話：

「無博彩，無鴉片，澳門將陷入空前的困境。政府官員縱然有三頭六臂，無法保證澳門的獨立生存。」
—— 一九一一年澳門政府施政綱要（官方文獻，非電影對白）

更早，一八八七年，廣東巡撫吳大澂給光緒帝的奏書裡，把這座城寫得更難聽：

「澳門居住葡人，官無善政，商無善賈，工無善藝，惟借賭館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規為自然之利。」
—— 一八八七年廣東巡撫吳大澂奏書（官方文獻，非電影對白）

所以「賭博地獄」這四個字，德科布拉並沒有憑空發明。他只是把一份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的中文與葡文檔案，翻譯成了一句能暢銷的法文書名。西方報紙那幾年本來就這樣寫澳門：海盜、無賴、不成器的人，白天賭到天黑，入夜抽鴉片——英文原文是 a haven of pirates, scoundrels and ne'er-do-wells, gambling the days away and smoking opium by night。番攤專營權當年每天為葡澳政府帶來五千美元，折算成今天的購買力，一天大約十萬美元。

地獄是真的。只是它不在尼斯。

四、一部澳門電影，被巴黎的戰爭改寫了兩次

這部片子最離奇的一段，發生在拍完之後。

一九三九年拍完，正要上映，德軍佔領巴黎。問題不在劇情，在演員：艾利．馮．史卓漢出身維也納猶太家庭，公開反納粹，在德佔區，他的所有電影都被禁。德蘭諾瓦不能就這樣上映，又不想把片子壓著，於是把馮．史卓漢的戲全部剪掉，找皮埃爾．雷諾瓦（Pierre Renoir，畫家之子、導演尚．雷諾瓦之兄）把那些場次重拍一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雷諾瓦版在佔領下的法國上映。一九四五年，法國解放，馮．史卓漢的原版才重見天日。

一部關於澳門的電影，被一場發生在巴黎的戰爭，改寫了兩次。

而那場戰爭在澳門這一端，產生的效果完全相反。香港淪陷後，逃到澳門的富人驟增；太平洋戰爭爆發，避難的人一波接一波。澳門沒有被佔領——葡萄牙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澳門成了南中國海岸線上少數還能開燈的地方。賭業因此愈來愈旺。泰興那三家賭場，生意一直做到一九六一年底約滿。

同一場戰爭，在歐洲把一部澳門電影剪掉重拍；在亞洲，把澳門的賭桌擠滿。

奧登那句「這裡甚麼嚴重的事情都不會發生」，說的其實就是這種事。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看到一座城，城外到處是戰火，城裡照樣開賭、照樣做買賣、照樣有人上教堂也有人上妓院。他寫下這句話時並無鄙夷——他珍惜的正是這種在他那個年代裡極度稀缺的東西：一個不打算把任何人送上戰場的地方。

他不知道的是，幾個月後，這座「不會發生嚴重事情」的城，會被一個沒來過的法國人寫成地獄，再被一群在尼斯片廠裡工作的法國人拍成地獄，而這個地獄的名字，會比他那首詩傳得遠得多。

五、毒草紮根，地獄不曾來過

現在回頭看，這兩個名字的下場，是一場很慢的勝負。

「賭博地獄」贏了。它變成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海外部法令裡「恆久性的博彩區」的遠親，變成了後來「東方蒙地卡羅」「亞洲拉斯維加斯」這串稱號的前身。今天澳門的樣子，大體走在德科布拉指的那條路上：一座以賭聞名的城。只是當年那三家賭場——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十月初五日街——如今一間還在做旅館，一條是拍照的街，一條是買菜和吃飯的街。地獄長成了一門生意，生意長成了日常。

「天主教毒草」輸了，但那句話沒有錯。它準確地描述了一件到今天還成立的事：這座城是接枝接出來的，不是長出來的。教堂與妓院並列，信仰與賭桌並列，寬容與放縱並列——「信仰能把天賦的行為饒恕」，奧登這一行詩，比任何旅遊文案都更貼近澳門運作的底層邏輯。

還有一件更值得記的事。

這兩個名字裡，唯一一個由親眼見過澳門的人寫下的那個，是比較溫柔的那個。

詩人來了五天，寫下一座「不會發生嚴重事情」的城。小說家可能一天都沒待過，寫下一座「地獄」。距離沒有讓他寬容，反而讓他殘忍——因為他手上有的，只是西方報紙幾十年積下來的形容詞：海盜、無賴、鴉片、娼寮。他把那些形容詞裝進一個故事，給它取了個響亮的書名，然後暢銷。

而這部電影，連那些形容詞都不必現場求證。它在尼斯的片廠裡重建了一座地獄，找來巴黎的華工扮澳門人，在一片青蛙叫不停的沼澤地上，讓船假的搖。

我看這部片的時候，一直在想一件很小的事。

片子裡那些群眾演員，是坐火車從巴黎去尼斯的。他們在片廠裡換上衣服，走進那個假的賭場，假裝自己是澳門人。他們中間有沒有人真的去過澳門？大概沒有。他們演的澳門人，是法國人想像中的澳門人——就像德科布拉寫的澳門，是法國人想像中的澳門，就像尼斯片廠搭的那座城，是法國人想像中的中國邊境。

一層一層的想像疊上去，最後那一層，被運到了全世界的銀幕上。

而真正的澳門，那三年正在新馬路、福隆新街、十月初五日街，收著葡幣一百八十萬元的賭稅，養著七八百個賭場裡工作的人，等著下一場戰爭把更多難民送到門口。它自己什麼都沒說。

它到今天也沒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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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外人給的名字〉

這部片最諷刺的地方，不在它把澳門拍錯了，而在它拍錯得如此徹底，卻仍然用的是澳門的名字。

片名第一個字就是 Macao。導演沒有去過，編劇沒有去過，主演是日本人在巴黎，群眾是華工在尼斯，海是沼澤，賭場是木板和顏料。唯一真實的，是那個名字。

而澳門接下了這個名字。「賭博地獄」後來變成博彩區、變成三大賭城之一、變成我們今天繳的稅和領的現金分享。它沒有抗辯，也沒有必要抗辯——一座城被叫做地獄，和一座城真的活不下去，是兩件事。

另一個名字，那個由來過的人取的，安靜得多。「天主教歐洲的毒草」、「這裡甚麼嚴重的事情都不會發生」。它現在印在澳門檔案館的一份刊物裡，和一篇研究奧登的論文排在一起，讀過的人不多。

兩個名字，一個響亮，一個準確。

我站在新馬路看新中央酒店的時候，想到的是：一九三八年二月，有一個人從峰景酒店出來，走到這條街上，看見了這些人、這些招牌、這些賭桌和教堂，然後坐船走了，回到歐洲寫下一首詩。同年，另一個人可能根本沒來，寫了一本暢銷書，書名裡有「地獄」兩個字。

八十七年過去，暢銷的那個贏了。

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九三八年的澳門是什麼樣子，你該讀的是那個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