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戀》觀後感
在澳門，他們不必解釋自己是誰｜1955
一九五五年，荷里活給了澳門十分鐘。我說的不是比喻。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學的一份研究，把整部《生死戀》的澳門段落用時間碼標了出來：從一小時九分三十五秒開始，到一小時二十分零七秒結束，中間是一段完整的、不被香港打斷的澳門。在那個…
一九五五年，荷里活給了澳門十分鐘。
我說的不是比喻。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學的一份研究，把整部《生死戀》的澳門段落用時間碼標了出來：從一小時九分三十五秒開始，到一小時二十分零七秒結束，中間是一段完整的、不被香港打斷的澳門。在那個荷里活還習慣把亞洲當成背景板的年代，一座只有十幾萬人的葡萄牙小城拿到十分鐘，是很少有的事。
這十分鐘是怎麼來的，值得先講清楚。二十世紀霍氏（二十世紀福斯）拍這部片，先派第二組導演 Otto Lang 帶著兩位主角到香港實地拍了兩個星期，劇本那時還沒寫完，編劇 John Patrick 後來被迫拿著已經拍好的畫面去湊故事。澳門的戲也在那段時間裡拍下。問題是，那兩個星期裡拍回來的素材，有多少是真的站在澳門的土地上？
我把能找到的證據排在一起。香港導演楊凡是這部片的超級影迷，他寫過一篇長文，逐樣點出片中哪些是荷里活片廠搭出來的：四川祖宅的大門第、深水灣的海旁小築、深水灣海灘的中景，還有「澳門的中央酒店內景」。也就是說，那間酒店的房間是假的。但同一份學術研究在討論同年另一部同以澳門為場景的《Soldier of Fortune》時，明確說它的澳門戲「沒有任何當地實拍素材，完全依賴一個簡陋的棚景」——這樣寫，正是為了和《生死戀》作對比：後者留下了澳門港的遠景、一場傳統出殯巡遊，以及一段算命先生的儀式。澳門日報專欄作者梯亞看片時特別停在那場出殯上，說「這個場景可能是真實的，筆者小時候（六十年代）就經常在街上看到這種出殯場面」。
所以結論是分開的：房間是搭的，街道是真的。遊客拿著這篇文章去澳門，看的不是劇組站過的那塊地，而是一九五五年那座城還在的樣子。
在進澳門之前，得先講這兩個人為什麼非逃不可。
韓素音（珍妮花·鍾絲 飾）是歐亞混血的醫生，父親中國人、母親英國人，在瑪麗醫院上班，穿旗袍，刻意跟西方社交圈保持距離。馬克·艾略特（威廉·荷頓 飾）是美國通訊社記者，已婚，正在辦離婚。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每天有三千人從北方湧進來，人浮於事，一個上流社會的太太在飯桌上說：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出一份工資就能招到十個工人。
壓在韓素音身上的不是愛情，是身份。她自己講得最清楚：
I'm Eurasian. The word itself seems to suggest a certain moral laxity in the minds of some people. People never think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They only feel them.
—— 韓素音（珍妮花·鍾絲 飾）
這句話是全片的鑰匙。她沒有說別人對她做了什麼，她說的是「字」——Eurasian 這個字在某些人的腦子裡會自動接上一條道德上的鬆弛。她補了一句：人以中國人自居，而且為此驕傲。可在香港的英國人圈子裡，她和一個已婚白人記者走在一起，就足以讓醫院董事會的太太把她的工作合約終止掉。香港是一個講規矩講到殘酷的地方，規矩多到連兩個人的幸福都排不進去。
然後他們過海。
前面那份研究把澳門這一段的描述寫得很平靜：兩個人住進一間舒服的酒店，在一間有色士風的餐廳吃飯，找了一個職業算命先生看未來，身邊是友善的葡萄牙侍者。研究者說，這裡的葡萄牙被寫成「寬容的促成者」——不是統治者，是幫盟友遂願的人。對比同年《Soldier of Fortune》裡那個在福隆新街開語言學校、騙錢、打女人、最後被美國英雄痛揍一頓的葡萄牙人，同一年的荷里活給了澳門兩張臉。再往前推三年，本專輯寫過的那部黑色電影《Macao》（一九五二），開場旁白更直接：澳門有兩張面孔，一張平靜而開放，一張蒙面而神秘。
我想補上一層研究者沒寫的：一九五五年荷里活之所以需要澳門，是因為香港那段關係在美國過不了審查。福斯當年把劇本送給電影製作法典（Production Code）辦公室，第一次被退，理由是「為通姦開脫並加以美化」；第二次送審，法典辦公室的 Shurlock 仍然警告片廠不得美化這段關係。更早的時候，米高梅評估過這個題材，除了通姦，還顧慮一件事：在若干海外市場，任何接近異族通婚的內容都可能被直接審掉。也就是說，在香港，這段戀情是罪；編劇要讓觀眾同情它，就得把兩個人挪到一個管轄權比較鬆的地方去。
澳門在片中的功能從來不是異國情調，是「可以暫停」。那一週裡沒有人要他們解釋自己是誰。
也因為這樣，澳門那場算命的戲是全片最亮的幾分鐘。算命先生先說「多子」，馬克追問多少，他說十個，也許十五個；看見韓素音臉色變了，他立刻改口：太多了，我再看看。
Have many children!（Ten, maybe fifteen…）Too many, look again.
—— 算命先生（Leonard Strong 飾）
Every woman in love should have a secret garden.（And every man in love should have a mountain.）
—— 韓素音與馬克·艾略特
一個說花園，一個說山。這兩句話在澳門說出口，特別貼切——澳門本來就是一座山與海擠在一起的小城，走兩步就上山，再走兩步就看見海。
但荷里活從來不會讓人白白快樂。澳門那一段裡插了一場非常壯觀的出殯隊伍，白衣、幡旗、樂隊，浩浩蕩蕩地從兩人面前走過。梯亞說這場戲預示著悲劇結局，我同意，而且認為這是全片唯一一次讓「澳門的中國」自己走上鏡頭：這不是給遊客看的東方，是這座城每天真實在辦的事——送人走。
馬克接到調派命令時，人還在澳門。韓戰爆發，他得走。臨別前韓素音說了一句話，馬克回了她一句：
Nothing is fair nor unfair under heaven.
—— 馬克·艾略特（威廉·荷頓 飾）
後來他在北韓陣亡。她收到他最後一封信，信裡寫：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我知道一件事，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不被愛。片末她跑到那棵他們常去的樹下，把信讀完：
We didn't miss it, you and I. We didn't miss that many-splendored thing.
—— 馬克·艾略特（片末遺言）
「我們沒有錯過。」這部片最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它沒有替這段關係翻案，也沒有給它名分，它只說他們沒有錯過那十分鐘、那一週、那座允許他們不必解釋的小城。
也要把話說回來。這部片今天看有它過不去的地方：珍妮花·鍾絲是白人，演一個歐亞混血的角色，那是黃臉戲傳統的一部分，不必替它辯護。它的亞洲是給西方觀眾看的亞洲，連那場出殯也帶著獵奇的凝視。而那棵讓全片收尾的樹，其實不在香港，也不在澳門，是在加州馬利布的霍氏農場拍的；背景才是香港淺水灣。
可是我還是想替澳門那十分鐘說句話。一九五五年到今天，澳門被拍過很多次，最常見的是賭場、是霓虹、是別人來這裡幹見不得光的事。一九七五年華納拍《女金剛鬥狂龍女》，連澳門都不用去，全部在棚裡造。反倒是這部一九五五年的老片，派人坐船過來，把南灣的海面、把街上真實的出殯、把葡人侍者端盤子的手拍了下來。那不是獵奇的全部，那裡頭有一點紀錄。
從香港到澳門，現在可以走一條橋，也可以坐船。七十年前他們只能坐船。交通工具換了，那件事沒有變：過了這道水，規矩就鬆一點，人可以喘一口氣。澳門最會做的事，從來不是讓人留下，而是讓人以為世界可以停一下。
韓素音那一週過完了，回到香港，什麼都沒改變。但至少有一座城替他們保存過「不必解釋自己是誰」的感覺——這件事，我覺得值得記下來。
散場之後
看完這部片，我記住的不是那對戀人，是那座城替他們做的事。澳門一向不是故事的主角，它長期扮演的是別人的逃生門：一九五五年是兩個不被允許的人，一九四二年是躲戰亂的人，今天週末是從香港過來只想吃一頓飯的人。功能沒變過。
如果把這部片和本專輯其他幾部澳門片放在一起看，會看見一條清楚的線：荷里活來澳門，通常是為了拍「在香港不能做的事」。《生死戀》拍的是愛，《女金剛鬥狂龍女》拍的是毒品與賭場，龐德拍的是金槍與子彈。只有這一部，把澳門拍成了讓人喘一口氣的地方。那一週結束後什麼都沒改變，但澳門那十分鐘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