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自行車的人》觀後感

一、他沒有名字，就叫「騎單車的人」

全片第一個鏡頭是天亮。一個老人推著一輛自行車出門。沒有名字，沒有身分交代，沒有旁白替他說明他是誰。在影展的官方資料裡，他只有一個稱呼：the bicycle man，騎單車的人。

Macao, 1996. Dawn. The bicycle man goes out to the street. We follow him. One day in his life, one day in the life of the city.
—— Curtas Vila do Conde 影展官方影片資料，非本片對白

《騎自行車的人》葡文原名 *O Homem da Bicicleta — Diário de Macau*，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澳門上映，片長五十三分鐘，葡萄牙與澳門合拍，製片公司是兩位導演自己掛的 Super 8 Filmes。導演是 Ivo M. Ferreira 和 António Pedro，兩人同掛導演、編劇，António Pedro 還兼音樂。它拿過第七屆 Malaposta 國際電影節最受觀眾歡迎獎，和科英布拉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它被歸類為紀錄片，但嚴格說不是。影展資料寫得很清楚：紀錄影像，加上五段虛構的短情境，像是在這二十四小時裡隨手撿到的。

An essay about a certain way of living Macau, combining several scenes and small stories that stick together. The plot is supported by the thread of an old man who walks the city with his bicycle, in a mixture of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 MUBI 官方劇情簡介，非本片對白

不過我也要把話說完整。MUBI 那句簡介還有一個尾巴：where the exoticism of a lost East does not lack——失落東方的異國情調，它並沒有少。這部片是兩個葡萄牙年輕人拍的，他們眼裡的澳門無可避免地帶著那層濾鏡：老街、老人、緩慢的日常、一個正在消失的東方。這層濾鏡，任何外來者都摘不乾淨。

但我認為它救了自己一命，靠的就是那個老人。異國情調通常拍的是「東西」，是街、是招牌、是廟、是衣服；這部片把鏡頭綁在一個人身上，而且是一個什麼都不做的人——他只是推著車，從天亮走到天黑。當鏡頭跟著一個人走一整天，異國情調會被磨掉，因為走路這件事沒有異國可言，只有累、只有熟、只有今天跟昨天幾乎一樣。

所以他不是被拍的對象，他是這部片的方法。

這部片進這本澳門電影專輯的理由，跟其他片都不一樣。別的片是「劇組來澳門拍」，這一部是「有人住在澳門，順手拍了澳門」。它不是外來者眼中的澳門，也不是本地人拍給自己看的澳門，而是一個住在這裡的外國人，把出門會遇到的東西拍下來。

而它選來串起全片的那個人，不是明星，不是賭王，不是警察，是一個推著自行車的老人。

二、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兩個葡萄牙小伙子住在婆仔屋附近

Ivo Ferreira 一九九四年移居澳門。那一年他十九歲，出身演員世家，五歲就開始在劇場、電影、電視裡演出。《騎自行車的人》是他執導的第一部片——一個葡萄牙人的第一部作品，拍的是澳門，在澳門完成，然後他就回葡萄牙去了。

一九九四年，范思澳移居澳門，一九九七年完成他執導的第一部短片《騎單車之人》後返回葡萄牙繼續拍電影。
—— 范思澳（Ivo Ferreira）生平資料，非本片對白

「范思澳」是他的漢名。

那幾年他住在婆仔屋附近，也在那裡當了父親。婆仔屋在瘋堂斜巷八號，望德堂區，是仁慈堂的產業：二十世紀初建成的一大一小兩幢黃色葡式兩層樓，院子裡兩棵百年老樟樹。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期間它收容窮人和難民，叫「貧窮者之家」；戰後長期當作收容女性長者的老人院，住院的多是婆婆，「婆仔屋」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的。回歸後老人院遷出，一度空置，二〇〇九年一月才改為仁慈堂婆仔屋文化及創意產業空間，也就是今天遊客手冊上寫的「藝竹苑」。

也就是說，一九九六年的 Ivo Ferreira 每天出門，會看見一座還在當老人院的百年黃色葡式建築，和兩棵老樟樹。那不是景點，那是他家旁邊。

澳門回歸前，許多葡國文化人居住於此，可謂臥虎藏龍。Ivo 和 Antonio 當年還是年輕小伙，前者住在婆仔屋附近，還擁有了可愛的孩子。澳門是他們成長中重要的回憶，這一切都呈現在《騎單車的人》這部影片裡。
—— 貓眼電影官方劇情簡介，非本片對白

António Pedro 是音樂人，片子的音樂是他做的。回葡萄牙以後他繼續做音樂，沒有跟著 Ivo 走電影那條路。一部五十三分鐘的短片，把兩個人放在一起，然後各自散開——這種事在澳門發生過很多次，只是通常沒有被拍下來。

三、白天是送報老者，夜晚是外國樂手

一位看過這部片的人留下了很準確的筆記，我把它的骨架借來用，因為它把這部片的結構講得比任何官方簡介都清楚。

九四至九七年的澳門記錄影像，白天以一個騎單車的送報老者為視角，見證本土居民的日常生活；夜晚以一個外國樂手的視角，感嘆澳門的變遷——成了又一個紐約，賭場林立的同時，音樂卻不能被包容。送走樂手後，親自到夜總會，其中的鶯鶯燕燕紙醉金迷，是墮落還是發展，亦或者兩者皆有？很好的年代檔案。
—— 影評筆記，非本片對白

白天一個人，夜晚另一個人。同一座城，兩種速度。

這就是我覺得這部片最厲害的地方：它不是「一天的澳門」，是「澳門的兩個半天」。白天那個推自行車的老人走的是澳門人走的路——送報、巷子、街市、樓下；夜晚那個外國樂手看的是澳門給外人看的那一面——霓虹、賭場、夜總會。兩個半天加起來，才是一座城完整的一天。

影展資料說得很具體：五段虛構的短情境，像是在這二十四小時裡隨手撿到的。我特別喜歡「隨手撿到」這四個字。它意味著導演沒有安排澳門，他只是站在那裡，等澳門自己發生——等到一個推車的老人，等到一個夜裡的樂手，等到五件說不上是什麼的小事。

這跟同期那些大製作的澳門片完全相反。別的片是帶著劇本、演員、預算來的，把澳門當成一個可以取用的場景；這一部是帶著一台攝影機，在一個地方住了三年，把這三年裡從他面前走過去的人拍下來。紀錄與虛構在這裡不是對立的兩件事，是同一件事的兩半：你知道有五段是排出來的，可是你分不出是哪五段。

而那句「成了又一個紐約」，是一九九六年的判斷。那時候澳門還沒有回歸，還沒有開放賭權，還沒有成為後來的樣子。有人在澳門待了兩年，就從街上看出它正在往哪裡去。

電影通過住在澳門旅館的三輪車夫，將澳門的異國風情展現得淋漓盡致。
—— 貓眼電影官方劇情簡介，非本片對白

三輪車夫。這個職業在澳門是另一條時間線，我放到第五節講。

四、一九九七那場放映：一個澳門人，一個葡萄牙人

這部片在澳門上映的時候，是跟另一部片一起放的。

那另一部叫《亞明的澳門》（*Ah Ming's Macao*），導演朱佑人，是他在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的碩士畢業作品，十六毫米菲林拍攝，三十一分鐘，半敘事半紀錄，講一個在美國讀電影的澳門人回澳門找資金拍片的過程。他向當時的文化司署申請資助，得到的答覆是電影屬於商業項目、不予資助；於是他把「在澳門拍電影」這件事本身寫進劇本，向朋友借了二十多萬——那個數目在當時能買一個住宅——把片子拍了出來。它被稱為「首部完全澳門人電影」。

一九九七年，《亞明的澳門》和《騎單車的人》聯合放映，開創了當時中葡導演作品同台放映的先河。
—— 貓眼電影官方劇情簡介，非本片對白

一九九七年，距離回歸還有兩年。一場放映會上，一部是澳門人拍自己回不回得來的澳門，一部是葡萄牙人拍他住了三年快要離開的澳門。兩個人都用很小的規格、很少的錢、非職業的人，拍同一座城。

《亞明的澳門》開場有一句話，我特別記下來：

澳門其實很簡單，七點五平方公里，三十多萬人口。或者因為要回歸中國，她突然間起了很多變化……
—— 電影《亞明的澳門》開場白，引自朱佑人專訪；非本片對白

那時候最高的建築物還是中國銀行大廈，從氹仔經嘉樂庇大橋開車進半島，一輛電單車從旁邊超過去。

朱佑人後來的片名都像在回答同一個問題：《沉默澳門人我不是》《忘不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Ivo Ferreira 也是，只是他用的是葡文：《陌鄉人》（二〇〇九年，受葡萄牙廣播電視公社與澳門政府委託，紀念澳門回歸十週年）、《龍鱗》（二〇一三年，澳門短片，在鹿特丹影展世界首映）、《帝國酒店》（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二年，他在澳門成立了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內港。

一個葡萄牙人把自己開的公司，用澳門一條水岸的名字命名。這件事比任何訪談都直接。

五、三輪車：從七百輛到二十四個人

我最後想講三輪車，因為它是這部片留給今天的、最可以對照的一條線。

澳門在一九四八年引入人力三輪車，一九五一年市政廳正式批准投入公共服務。車夫坐著用腳踩，不像手拉的「車仔」那樣吃力，可以坐兩個人，收費跟人力車差不多，所以很快就取代了人力車。全盛時期，澳門街上有七百多輛三輪車、一百多個三輪車站；三輪車工會一九五二年成立，高峰期加入的車夫超過一千人。

後來經濟起來了，交通工具多了，這個行業一路往下走。今天登記在冊的三輪車夫大約五十人，真正在做的，資深車夫自己說，大概二十四個。

Three-wheeled rickshaws were introduced to Macao in 1948, and quickly became the city's main form of transportation. Demand supported more than 1,000 drivers during the rickshaw heyday; now, however, there are only about 50 drivers registered.
—— Macao News 報導，非本片對白

七百輛、一千人，到二十四個人。這中間隔了大約七十年，也隔了一九九九年、隔了賭權開放、隔了這座城從「又一個紐約」變成真的不是紐約。

今天還在做這一行的，多是五十到七十歲的男人。一位六十歲的資深車夫告訴《澳門論壇日報》，這一行早就不是能養家的行業，變成老年人賺點零用錢的方式：週末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以做到七百澳門元，平日常常整天空等，天氣不好就更難。從葡京到大三巴，標準一趟十到二十分鐘，公定價一百澳門元，那是三輪車工會訂的最低價；多加幾個景點，比如再加媽閣，可以喊到三百五。

他說了一句我覺得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準的話：坐三輪車在澳門，跟在威尼斯坐貢多拉，不是同一回事。

三輪車沒有玻璃，四面通風，速度慢，坐在上面可以好好拍照；車夫多半是老澳門人，一路會講街的故事。這個行業被保存下來的方式，是把它當成觀光項目——就跟婆仔屋院子裡那輛一樣，讓人站在旁邊。

一九九六年那位推著自行車出門的老人，如果他今天還在，他出門會看見什麼？婆仔屋不再是老人院，是文創空間，院子裡那兩棵老樟樹還在，樹下擺了一輛給人拍照的三輪車。

三輪車現在不載人了，它改成讓人站在旁邊拍照。這大概是這座城處理舊事物的方式：不是拆掉，也不是留下來用，是把它變成一個可以站在旁邊的東西。

而自行車那個人，當年只是推著車，從天亮走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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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一天〉

一部五十三分鐘的片子，拍的是一個人在一座城裡的一天。

我本來以為這種片子會拍得很用力：大時代、大變遷、大歷史。它沒有。它就是天亮，一個人推車出門；然後天黑，另一個人走進夜總會。中間塞進五段虛構的小情境，像隨手撿到的。

它是葡萄牙人拍的，可它一點都不像「外國人看東方」那種片子。因為拍的人住在這裡。他住在婆仔屋附近，出門會經過老人院，會看見三輪車，會看見街上的人——他拍的是出門會遇到的東西，不是來一趟專程要看的東西。

差別就在這裡。專程來看的人會去大三巴；住下來的人會記得樓下那棵樹。

一九九七年的那場放映，一部澳門人的、一部葡萄牙人的，放在一起放。那時候誰也不知道兩年後會怎麼樣。朱佑人後來的片名一直在回答那個問題；Ivo Ferreira 用另一種方式回答——他把自己公司叫做內港。

三輪車從七百輛變成二十四個人。婆仔屋從老人院變成文創空間，院子裡擺了一輛給人拍照的三輪車。那兩棵樟樹還在。

一座城會被時間改成什麼樣子，是時間的事。但有些東西是慢的：一棵樹、一條路、一個推著車出門的人。這部片拍的就是那些慢的東西，而它拍的那一年，澳門正準備要快起來。

天亮出門，天黑回來。那是他的一天，也是澳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