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觀後感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這部片在香港上映。劉偉強導演兼攝影，文雋編劇兼監製，王晶出品，從開機到殺青不到十五天，最後收了兩千一百多萬港元票房，把鄭伊健、陳小春、黎姿一次推成明星，也把「古惑仔」三個字從漫畫書頁裡拽出來，變成一代人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三十年來它被討論得太多次，影評寫它的江湖義氣、寫它的後現代黑幫美學、寫吳鎮宇那個會抽動頭顱的靚坤；但很少有人認真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澳門。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從一個不起眼的錯處講起。電影開場的字幕說，一九五六年石硤尾大火之後，政府建了徙置區安置災民，那片密集的樓群成了古惑仔的溫床。可是石硤尾大火發生在一九五三年，不是一九五六年。這三年的誤差，是一部急就章電影對自己城市記憶的粗略。而正是這種粗略，決定了它怎麼使用澳門：它要的不是準確的澳門，是一個過了海就換一套規矩的地方。

洪興龍頭蔣天生在會議上只用了兩句話，就交代了所有人為什麼要過海。

Now... We run some gambling joints in Macao. Now Fat Dog wants to take a cut.
—— 蔣天生（任達華飾），英文字幕

這句話很關鍵。它不是「去避風頭」，是「去辦事」。澳門日報那篇〈港片澳景〉把港片裡的澳門分成好幾種：銷金窩、龍爭虎鬥之地、還有港人的避風港。這部片屬於第二種，而且是第二種裡最乾淨俐落的一類——不是逃，是去；不是躲，是討。劇情交代得很清楚：蔣天生要陳浩南一行人去澳門處理賭場的利益問題，靚坤從中洩漏行蹤，對手百餘人反過來找上門，陳浩南潰敗，兄弟巢皮為了斷後讓眾人撤退，被亂刀砍死。一部片最重要的一次失敗，發生在澳門。

問題是，電影拍了，地圖上留下了什麼。

澳門日報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高域的專欄〈港片澳景〉裡有這麼一句：「《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過百人在澳氹大橋上劈友，今時今日政府會為了電影拍攝而封橋嗎？」作者寫這句話的目的，是在感嘆澳門已經不再可能為了一場戲封掉一條橋；但對我而言，它是這部片在現實地理上唯一站得住的錨點。也就是說，整段澳門戲，真正能指著地圖說「在這裡」的，只有一座橋。

嘉樂庇總督大橋，一九七四年通車，澳門第一條跨海大橋，全長約二千五百七十公尺，橋面寬九點二公尺，雙向各兩車道，兩側原本還留了零點八公尺的人行道。巢皮就死在橋上。這部片的澳門，其實是「過橋」這個動作本身：過去，辦事，然後有一個人沒能回來。它把澳門壓縮成一條線，而不是一座城。這與同年或前後那些把澳門拍成街道、拍成教堂、拍成舊區巷弄的港片很不一樣——那些片給你一座可以走進去的城市，這部片只給你一條必須走完的路。

巢皮死在澳門，是這部片唯一一次讓兄弟真的死掉。五個人從徙置區的球場一起長大，一起進皇宮桑拿砍巴閉，一起在西貢把大傻扔進海裡，一起在飛鵝山逼細細粒吃叉燒包。電影用前半段把這五個人黏得密不可分——並排走路、一起跳起來喊 yeah、連上廁所都結伴——然後在澳門一次斷掉。所以它給澳門的不是風景，是傷口的位置。此後山雞遠走台灣、陳浩南被逐出洪興、大佬B全家被活埋，所有崩塌都從這十分鐘開始。這部片的澳門，是它全片最不浪漫的地方，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我第一次認真想這件事，是在一個下午從南灣往西灣走，看見那道橋橫在水面上。一九九六年的澳門仍在葡萄牙管治之下，與香港分屬兩套警權、兩套司法、兩套規矩。這正是劇本選澳門的現實理由：過了海，就是另一套玩法。今天再讀，這層縫隙已經不存在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回歸，港澳之間愈來愈密，橋也從「過界」變成了「通勤」。電影留下的，是一個剛好卡在歷史縫裡的澳門，卡得很短，短到只有十分鐘。

而陳浩南對這座城市的記憶，比劇情交代的還要輕。

Last time I was in Macao, I went straight to a nightclub.
—— 陳浩南（鄭伊健飾），英文字幕

他上一次來澳門，直奔夜總會。不是賭場，不是街，不是任何一個會在記憶裡留下形狀的地方。這是香港人對澳門最尋常、也最消費式的想像：一個買快樂的地方，快樂買完就走。電影把這種想像原封不動地放進台詞裡，沒有評論，也沒有糾正。澳門在這裡是背景板，甚至連背景都稱不上，只是一個被用掉了的地名。

但這部片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在澳門，在於它讓一個反派替全片講出了價值觀的解剖。靚坤在辦公室裡拿粉筆在黑板上寫字，邊寫邊拆給陳浩南聽。

你知不知「義」字拆開是咩啊？就係「我」，係羔「羊」。「忠」心，就係一把「劍」插入「心」。喺呢個年代，冇人好似你咁憨Q㗎。
—— 靚坤（吳鎮宇飾）

義是羔羊，忠是刀插進心口。這不是文字遊戲，這是整部片的論點：古老的江湖倫理，在這個年代只剩下被拆解的份。而說這句話的人，恰恰是片中最不講義氣的那個。電影讓反派來做這場解構，是它最清醒的安排——如果由陳浩南來說，那就成了說教；由靚坤來說，才是江湖已經不信了的證據。

同一個人，還講了這部片被引用最多的兩句話。

我同你講出嚟行，錯要認，打要企定。
—— 靚坤（吳鎮宇飾）

出嚟行要講口齒，話冚家鏟就冚家鏟。
—— 靚坤（吳鎮宇飾）

錯要認，打要企定；說要你全家死光，就要你全家死光。這兩句話若是出自大佬B之口，會是堂正的江湖規矩；它們偏偏出自設局害死兄弟、滅門大哥全家的靚坤嘴裡。電影最大的反諷就在這裡：規矩被背得最熟的人，是唯一不打算守規矩的人。當年有多少年輕人把這句話當成座右銘抄在筆記本上，就有多少人沒聽出那層反諷。

這部片紅在一九九六年，也紅得有它的時機。那時距離香港回歸還有一年多，整個社會對未來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慌。江湖片就在這個時候成了出口：它把抽象的焦慮換成具體的街頭、具體的刀、具體的兄弟——打得贏就活，打不贏就死，規則簡單得讓人安心。副題《人在江湖》取自古龍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寸心之爭，生死忘矣」，正好是這種心情的註腳：不是不想退，是退不掉。而澳門，就是那條「退不掉」的路的盡頭——過了海，事情就一定要辦完。

我必須把話講清楚，因為這部片確實有它的倫理問題。那段澳門戲不是憑空編的，多年來不少資料指出，它的情節與一九九五年前後港澳幫派因賭場利益爆發的真實火拼有關，當年香港方面死傷慘重，最終撤回香港。電影把這場事拍成熱血、拍成兄弟情義的試煉、拍成陳浩南從此崛起的第一課；現實裡那是一次刑案，不是神話。這部片上映之後，也確實因為渲染暴力、被指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而備受批評。我喜歡它的某些部分——它的節奏、它的街頭質感、它對一個時代香港青年處境的直覺；但我在澳門住了這麼久，看著這座城市被不同電影用來當背景，我更清楚一件事：把別人的血拍成青春，是這部片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最該被指出來的地方。

三十年過去，巢皮死的那座橋還在，只是性質變了。現在的嘉樂庇大橋只准巴士、的士和特許車輛通行，行人上不去，橋面沒有觀景台，也沒有可以停下來的地方。你要重現那場戲，只能站在亞馬喇前地抬頭看引橋從馬路正上方跨出去，或者搭一趟往氹仔的巴士，讓橋面那道弧線從車窗右側滑過去。電影裡過百人可以在橋上跑、可以砍、可以死；今天那條橋只負責把人從半島送到離島，安靜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陳浩南最後贏了。他設局把靚坤引到後巷，被一個巡邏警察意外擊斃，大仇得報，他重回洪興，成了銅鑼灣的堂主。

銅鑼灣淨係得一個浩南，就係我陳浩南！
—— 陳浩南（鄭伊健飾）

三十年前在戲院裡為這句話鼓掌的那批人，現在大多四十幾、五十歲了。澳門也變了，橋封了，賭場換了幾輪招牌，當年那套「過了海就是另一套規矩」的空間感，如今一點都不剩。只剩下那座橋，還在每天早上把一批人送過去，晚上再把同一批人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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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

《古惑仔》把澳門寫成一個含糊的地名——「我們在澳門有些賭場生意」。陳浩南過海來，打完，再過海回去。一九九六年港澳之間沒有陸路，那趟船，是一整個江湖的來去。我在這幾座橋和碼頭之間走過很多次。嘉樂庇大橋的弧線，今天要退到西灣湖才拍得全；當年陳浩南看的，是海和舊堤岸。澳門在這部片裡不是江湖本身，是江湖的邊界——過了海，是另一邊的規矩。兄弟死在哪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從同一條街擠出來，又在同一片空曠裡散場。澳門收下這一段，不多說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