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觀後感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黃禍》在香港上映。九十一分鐘，粵語，單聲道，香港票房四十六萬五千九百八十一港元。今天在豆瓣上還有三百五十一個人給它打過分，七點三。這是一部幾乎沒有人再提起的電影——沒有修復版，沒有影碟再版，連 IMDb 的台詞頁都寫著「這部片子還沒有任何對白記錄」。

但它在澳門留下一件誰都無法複製的事。

在大三巴牌坊開打，最激、最過分的電影相信是唐基明導演的《黃禍》（一九八四年）。當中有一場追逐戲，一輛吉普車從牌坊的梯階直衝下來。
—— 梯亞，〈很少缺席的大三巴牌坊〉，《澳門日報》2022 年 11 月 3 日（報章考證文字，非本片對白）

澳門日報的梯亞把四十多年來香港電影在大三巴牌坊拍過的架排了一遍：《黑鷹》裡張沖跟歹徒拼個你死我活，一九七六年的《賭王大騙局》有鏡頭，《險角》《撲克王》都來過，連謝霆鋒、張家輝都在牌坊前站過。排完之後他下了結論——最激、最過分的，是唐基明導演的《黃禍》。因為有一場追逐戲，一輛吉普車從牌坊的梯階直衝下來。

階梯有六十八級。一八三五年颱風夜的一場大火燒掉了聖保祿學院和整座教堂，只剩下這面前壁和這六十八級石階。三百年前造它花了三萬兩白銀，是遠東最大的天主教石建教堂；如今只剩一面牆和一段樓梯，本地人看它像中國的牌坊，就叫它大三巴牌坊。然後一九八四年，一輛吉普車從這段樓梯上衝下來。

有吉普車從牌坊階梯俯衝而下（《黃禍》），不擔心會破壞古蹟嗎？
—— 梯亞，〈很少缺席的大三巴牌坊〉圖說，《澳門日報》2022 年 11 月 3 日（報章圖說，非本片對白）

梯亞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或許是當年社會對古蹟的保護意識薄弱，才會允許這樣可能損害古蹟的情況出現。」那時候的澳門還在葡國管治之下，回歸是十五年後的事；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二十一年後的事。一九八四年的澳門，還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東西有多貴。

這不是在替那輛吉普車開脫。這是說，一座城市對自己文物的態度，是有時間標記的。

自《黃禍》之後，好像不再有類似的場面出現。
—— 梯亞，〈很少缺席的大三巴牌坊〉，《澳門日報》2022 年 11 月 3 日（報章考證文字，非本片對白）

梯亞拿二〇〇一年的《險角》做對照：連場的打鬥追逐戲，都只在牌坊周邊進行。十七年間發生了什麼？不是導演變客氣了，是牌坊變得不能碰了。今天的遊客走到大三巴，抬頭看見的是二〇〇五年登錄的世界遺產、後來裝上的鋼梯、繞著階梯的人潮管制，以及一年三千五百萬人次踩過的地面。你想在階梯上站定拍一張沒有人的照片，得早上七點以前來。

《黃禍》這三個字今天讀起來會讓人停一下。Yellow Peril——黃禍，是十九世紀歐美用來形容東亞移民的那個詞，一句徹頭徹尾的種族恐慌話術。一九八四年，唐基明把它直接拿來當片名。

越共吞併南越之後，大批越南難民逃了出來……黃禍恐懼在美國人心中一向很深，當局早處心積慮想除去唐人街華人勢力，所以便有意安排，使這批越南人居住在唐人街，和當地華人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 1905 電影網《黃禍》劇情簡介（劇情記載，非本片對白）

所以這部片不是在罵誰是黃禍。它是把那句罵人的話撿起來，反手指回去：所謂黃禍恐懼，不是因為移民可怕，而是因為有人需要它可怕。電影裡的美國情報機關殺了越南難民領袖，再嫁禍給唐人街的華人組織，圖的是「挑起兩族火併，希望兩敗俱傷，達到美國政府清除黃禍之目的」。三藩市的計程車司機關志華是這盤棋上被選中的那顆棋子，被誣陷成兇手，百辭莫辯，從美國逃回香港，再被追殺到無路可走。

關在澳門與越青幫交換人質時爆發了一場血戰，他雖救出了妻兒，但料到今後的日子仍將陷於荊棘之中。
—— 1905 電影網《黃禍》劇情簡介（劇情記載，非本片對白）

結局的血戰發生在澳門。一部講「以華制華」的電影，把最後一場戲放在澳門——一個由葡國管治、華人社會自成一套規矩、距離香港一小時船程的地方。這裡不是避風港，是懸案落地的地方。鄧光榮那幾年在銀幕上總是演那種義字當頭的大哥，三年後他在《江湖龍虎鬥》裡又是澳門街頭長大的孤兒；澳門對八十年代的香港動作片來說，一直是個好用又不貴的現場。

我在澳門住久了，大三巴是那種你會刻意繞開的地方。遊客多到你無法好好看它一眼，你總是在陪別人路過它。但我偶爾會在傍晚去一次，坐在階梯上。這些石階現在是天然的座位——牌坊前辦過光雕表演，辦過音樂會，階梯上坐滿人的時候，那面牆真的像一塊舞台的背板。

坐在那裡的時候，我會想起梯亞在這個系列最後一篇寫的話。

數十年來香港電影所拍下的澳門景物，不僅僅是一份記錄，也無心插柳地為澳門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
—— 梯亞，〈鏡頭下的昔日澳門〉，《澳門日報》2022 年 11 月 10 日（報章考證文字，非本片對白）

無心插柳。一九八四年那輛吉普車壓過階梯的時候，沒有人想為澳門留下任何東西。劇組要的只是一場夠狠的追逐戲，一個香港拍不到的地方，一段沒有人會來問你要許可的石階。四十年後，那輛吉普車成了這座城市文物保護史上的一條刻度線：在它之前，什麼都可以；在它之後，什麼都不可以了。

一座城市學會對一部電影說不，通常是因為它終於知道自己手上有什麼。

散場之後：〈同一面牆〉

這部片現在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沒有修復版，沒有影碟，片源找不全，台詞一句都查不到，劇照只剩海報和兩三張，連英文片名都有兩個版本——Yellow Peril，和 Disasters。一九八四年三月它在香港上映，然後就消失在那一年的片單裡。

但它留下了一個鏡頭，而那個鏡頭是無法重來的。

一九八四年的澳門，和今天不是同一個地方。那時候回歸是十五年後的事，國際機場是十一年後才啟用的，從香港過來只有船；賭權開放是十八年後，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二十一年後。一座還不知道自己手上有什麼的城市，不會拒絕一輛吉普車。

鄧光榮三年後又回來了一次。一九八七年的《江湖龍虎鬥》，王家衛編劇，周潤發跟他演一對在澳門街頭長大的孤兒，主要在澳門取景。那時候還拍得成。再往後，能在澳門拍的東西就越來越少了——不是因為不好拍，是因為每一塊石板都開始有了身分。

你今天走到大三巴牌坊底下，站在六十八級石階最下面那一級抬頭看，看見的花崗岩前壁，和一九八四年那輛吉普車駕駛座上看出去的，是同一面牆。

牆沒有變。是我們站在牆前面的方式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