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驚情》觀後感

一、寫到現在，第一次要替一部片辯護

這個專輯寫到現在，我第一次遇到一部片，必須先解釋我為什麼要寫它。

《上海驚情》是公認的爛片。它在網際網路電影資料庫上拿三分三，麥當娜因為它拿到金酸莓獎最差女主角，同一屆還入圍了最差影片、最差劇本、最差男主角、最差導演與最差原創歌曲——一門六提名，一門一得獎，效率驚人。當年的影評寫得更狠：幾乎找不到一句替它說話的話。

它也沒有被記住。四十年過去，它不在任何串流平台上，連正版影碟都難找。二〇二五年有影評人替它寫回顧，第一句就得先承認這部片「很少在任何地方出現：影碟、電視、串流都沒有」。

我寫它，只有一個理由：它是在澳門拍的。

不是「有幾個鏡頭在澳門拍」的那種。是所有搖得起攝影機的戶外場景，當年的工作人員全都搬去了澳門。澳門本地的 Rui Cunha Foundation 在二〇二一年辦「Macao in the Movies」放映系列，選了九部片，第四部就是它，文案裡寫得很直接：澳門是整個技術團隊為戶外拍攝選定的地方，因為這個選擇，兩位當時剛結婚的美國明星——西恩·潘與麥當娜——被帶到了這座城市。

所以我站在一個很奇怪的位置上：我要替一部人人都在罵的片說句公道話。公道話不在電影有多好，而在它留下了什麼。它留下的東西，比很多人以為的多。

二、一個賣夜光領帶的人

先把故事講完，因為大部分人連故事都不曉得。

影片的第一張字卡這樣寫：上海，一九三七年，日軍佔領之年。

男主角叫格倫頓·韋西，一個由西恩·潘飾演的沒落騙子，在上海靠推銷夜光領帶謀生——那種在黑暗裡會發光的尼龍領帶，他整個人就是那條領帶的寫照：很顯眼，沒什麼用。女主角是麥當娜演的傳教士護士格洛麗亞·塔特洛克，她照顧一批受傷的中國士兵，需要嗎啡止痛，而手上能換嗎啡的東西只有別人的善意。

於是她去找這個看上去最靠不住的人，開口要一千磅鴉片。

那一千磅鴉片有名字，叫「法拉第的花」（Faraday's Flowers），也是托尼·肯里克一九七八年原著小說的書名——它被偽裝成一批花，在某個環節被人掉了包，從此人間蒸發。想要它的不只有這兩個人：黑幫、走私客、殺手，還有一整隊衣冠整齊的空軍新兵，全部擠在同一座城裡找同一批貨。

這就是全部的劇情。節奏慢、邏輯鬆、兩個主角完全沒有化學反應——主演之一的理查德·格里菲斯後來回憶起搭檔時，用了「王牌藏在袖子裡」這個說法來形容對方怎麼操控整件事。這些我都同意。

不過它有幾場戲，我讀台詞的時候是真的笑了出來。比方這一段：劇裡安排了一位專做「人體保險」生意的角色，向這位傳教士護士推銷保單。

"Surely,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haven of celestial bliss?" / "How dare you!" / "I don't think the haven's in much danger."
「那麼，你是想保住你那處極樂淨土囉？」「你放肆！」「我倒覺得那地方沒什麼危險。」
—— 《上海驚情》，何聰向格洛麗亞兜售人體保險；最後一句是格倫頓在旁幫腔

坦白講，這場戲是全片寫得比較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可惜這樣的句子，九十七分鐘裡只出現了幾次。

但你知道嗎？我真正想談的不是它有多爛。

三、為什麼是澳門

這個專輯裡有一條暗線：澳門一直在替別人出場。

有的片子要一道可以往下跑的斜坡，劇組就來一趟，拍五分鐘走人；有的要一張賭桌，澳門就提供賭桌，風景在鏡頭裡華麗得很，但裡面沒有人生活。更多的是同一種原因：因為某些地方進不去。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一個好萊塢規模的劇組想要一座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大城市，可以去哪裡？上海對外開放的程度還不足以支撐一部國際製作的封街、動員、爆破。答案只剩下兩個：香港，以及澳門。

《上海驚情》選了兩者一起用。根據美國電影學會的片目，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的米高梅發行新聞稿明載：主體拍攝當天在澳門與香港同時開機；在香港拍了四週，再去倫敦拍四週外景，另外在邵氏片場與英國的 Lee International Studios 拍室內戲。

更妙的是它把這件事寫進了電影裡——不是劇情，是幕後。影片最後那串工作人員名單之前，字幕打的是：

「外景於澳門、香港及英國倫敦拍攝。室內戲於香港邵氏片場及英國雪柏頓 Lee International Studios 拍攝。」

這行字是全片最誠實的一刻。導演可能拍壞了每一場戲，但這行字幕一個字都沒騙人。

四、所有關於它，都繞到同一個門牌

問題在這裡：澳門的哪一條街？

我為這個問題查了很久。答案令人吃驚地單薄——整部片能落到具體地址的記載，只有一個。

多個來源一致指出：片中西恩·潘的角色住的「檳城酒店」（Penang Hotel），實際是澳門一間殘舊的老旅館 Hotel Cantao，地址為 Rua do Guimarães 286 號。這一點最早、也最清楚的出處是澳門少數長期用英文談在地題目的雜誌 Macao Magazine 的專文〈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它逐部整理了在澳門取景的電影。文中寫道，這間老旅館今日已是一間摩卡遊戲與咖啡場所（Mocha Club gaming and coffee establishment）。

我把 Rua do Guimarães 這個葡文街名對照回中文，螢幕上跳出來的是三個字：海邊新街。

那一刻我坐在電腦前笑出聲來。

一條叫「海邊新街」的街，替一座以海為門戶的城市出場。這三十年來人們記得的所有替身——替上海的香港、替香港的台灣——都沒有這一個來得直白：劇組要一座港埠城市的舊街，就在地圖上挑了一條名字裡帶海的舊街。

而且它在的位置，比名字還準確。這條街全程貼著內港，從中段的大堂區往北伸進沙梨頭，往南走到盡頭就是司打口；這條街本身不長，卻正好把整個舊澳門的水岸生活圈串起來：康公廟就在它旁邊，走路幾分鐘可以到議事亭前地、營地街市、福隆新街。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內港一共有三十五個碼頭，貨船、魚欄、五金鋪、當鋪都還在。

那時候的劇組缺什麼？缺的就是這種地方。

五、整條街都是佈景

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除了海邊新街那個門牌，我沒有找到第二個有文獻背書的具體取景地。

但我找到一句話，比第二個門牌更有用。Rui Cunha Foundation 的文案沒有列地點，卻給了範圍：澳門是技術團隊為戶外拍攝選定的地方。也就是說，凡是這部片裡走出房間的畫面，原則上都應該落在澳門。

把它跟製片的新聞稿對起來看，畫面就出來了：一九八六年一月，劇組在澳門落腳，連著幾週把人力車、攤檔、挑夫、貨船這些「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城市」該有的東西，放進這片八十年代的內港街區裡。房子沒有改建的必要——澳門舊城的樓房本來就還保留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樣子；要做的只是把招牌換掉、把人塞進去。

同一份影評還提到原定演鴉片大王法拉第的演員 Bernard Hill，在澳門剛拍完一組連續六個晚上的外景，動用了約四千名臨時演員、爆破特效與動物，拍的正是片頭「從上海撤退」的那場大撤退。這段記載我只讀到二手來源，沒能查到第二個獨立印證；但它的換角結果是確定的——Hill 後來被換掉，由《法櫃奇兵》的保羅·弗里曼頂上。

你看，這就是澳門在這裡的角色。它不是背景。它是唯一容得下四千個人跑一趟的地方。

六、這部片的台詞，說的是另一座城市

談到這裡我想讓你聽一段片裡的對話，因為它是這整篇文章的轉折點。

格倫頓勸這位護士放棄找鴉片、回去做她的傳教工作。她不高興了。

"No, you're not lost in the woods. You're lost in a jungle. Shanghai's the most dangerous city..."
不，你不是迷失在樹林裡，你是走進了叢林。上海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
—— 《上海驚情》，格倫頓·韋西對格洛麗亞·塔特洛克

我在這裡停下來讀了好幾遍。

上海是最危險的城市。

這句台詞是在哪裡拍的？在澳門。在海邊新街旁一間殘舊的旅館裡，在一九八六年一月的某個下午，對著一位飾演傳教士的美國流行歌手說出來。劇組找遍了東亞才找到這塊地方，就是為了一句「上海很危險」。

這種荒謬感，正是我覺得這部片值得寫的原因。它拍得很差，但它把「替身」這件事做得那麼徹底，徹底到有時候連台詞都忘記自己站哪裡了。

還有第二句。這部片的片名就是從這一段來的：箱子裡裝的是「貴重貨物」，一聲爆炸過後，有人問那是什麼。

[explosion heard] What was that? / Very hot item. Joe Go call it: Shanghai Surprise.
（轟然一聲）那是什麼？／很搶手的東西。我管它叫——上海驚情。
—— 《上海驚情》，Joe Go 的回答解釋了整部片的片名

一句話，一部片的名字誕生了。

七、他們在找鴉片，而兩百年前的鴉片就在街尾上岸

現在請你跟我沿著海邊新街往南走。不用走遠，幾分鐘。

走到街道盡頭，你會走進一個凹字形的小廣場，上面寫著另一個名字：柯邦迪前地。它的老名字，澳門人人認識——司打口。

澳門旅遊局的官方介紹，是這樣寫柯邦迪前地的：

清朝康熙至同治年間，這裡用作進口鴉片的埠頭，也是澳門乃至中國史上第一個鴉片專用碼頭和課煙稅區，甚至被視為鴉片戰爭的肇始地。十九世紀末埠頭遭到填塞，變成大片曠地；澳門禁煙之後，這裡曾有茶座與賣藝表演，入夜頗為熱鬧，也曾做過菜市場，今日則是居民休憩的地方。民政總署的資料還補充了它的尺寸——長約一百零五公尺、寬約四十公尺。

我把這段話讀完，整個人坐直了。

一部講「找鴉片」的電影，把它的主要場景，放在了一條直通鴉片碼頭的街上。

我知道這只是巧合——編劇沒有查過澳門史，導演也不可能知道，他要的只是一條有舊房子的水岸街。但巧合是可以站的。這是我做這個專輯以來，第一次碰到這種巧合：電影的主題與土地的歷史，在同一個街口撞上，而電影自己渾然不覺。

順便記一下時間：一八六六年第八十六任澳門總督柯邦迪到任，嫌這一帶街道狹窄骯髒、房屋擁擠、「有礙觀瞻」，於是整治、填塞埠頭；一九四六年澳門禁絕鴉片，這裡改成休憩場所；一九九二年它被列入澳門文物名錄。

這部片自己也替酒、賭、色這三件事下過註解。戲裡格倫頓說他想試試當傳教士，那位一輩子在江湖上打滾的鴉片大王華特·法拉第，是這樣潑他冷水的：

"There'll be no drinking, no gambling, no whoring. My boy, I've tried it. It's hell on earth."
不喝酒、不賭錢、不嫖。孩子，那些我都試過了——那是人間地獄。
—— 《上海驚情》，華特·法拉第勸格倫頓別去當傳教士

這句話從一個靠毒品吃飯的人嘴裡講出來，本來只是喜劇的包袱。可是我在司打口讀到它，笑不太出來：澳門這座城，不也正好是靠這三件事，活過了很長的一段年頭？

也就是說，在一九八六年那個一月，當劇組扛著器材沿著海邊新街走出去的時候，他們左手邊的那個廣場，已經有二十年不再碰鴉片了。

八、九樓陽台外的那個人

澳門在這部片裡留下的其實不是場景，是一樁案子。

這件事在西恩·潘的授權傳記《Sean Penn: His Life and Times》裡被完整寫下，多家媒體多年來反覆引述，連繁體媒體都報導過，細節彼此吻合到幾乎可以當定讞：

一落地澳門沒多久，一名男子闖進了潘入住的酒店房間並朝他撲過來。潘的私人助理剛好在旁——那名助理是跆拳道教練。兩人合力把人抓住，拖過整層樓面，把這個人吊到九樓的陽台外面。到這時潘才發現對方是狗仔攝影師，連忙把他拉回來。

可是已經有人報警了。警察到場，直接以企圖謀殺的罪名逮捕了他。

他自己寫的那一句最有畫面：

「五分鐘後我已經坐在牢房的石頭地板上，旁邊是我朋友，而周圍所有人講的話我們一個字都聽不懂——全是葡萄牙語。」

那年是一九八六年。澳門還在一九九九年回歸之前，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 這句抱怨，你今天讀起來會笑，但在那個晚上，它是真的。

然後是最澳門的一段：兩個人發現牢房的門沒有鎖好，就走出去，一路奔到碼頭，跳上一艘汽艇逃離了澳門。一年之後，潘在美國家裡收到一封信——葡萄牙政府的赦免令，赦的是一項他從未被定罪的罪名。他寫：「沒有解釋，但我被赦免了，我猜，為的是逃逸，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

另外還有一個聯繫也在這座城裡：當年《Hong Kong Standard》的記者在飯店門外守著這對夫婦，潘用對方的相機背帶勒住了他，結果是傷害罪加一百萬美元的損害賠償請求。製片辦公室的窗戶也被人扔過椅子。一整組工作人員準備罷工。

我不是要替他辯護。我只是想指出：澳門在世界電影史被記住的次數不多，而這一次，它被記住的方式是一張葡萄牙政府寄到美國的赦免令。

九、喬治·哈里森飛過來的那個下午

這部片的幕後最有意思的人不在鏡頭前。

它是披頭四成員喬治·哈里森的 HandMade Films 出品。哈里森不只掛名執行製片，他為這部片寫了五首歌——〈Shanghai Surprise〉、〈Someplace Else〉、〈Breath Away from Heaven〉、〈Zig Zag〉、〈Hottest Gong in Town〉，他自己還在片裡客串夜總會歌手。他對這部片的投入，遠遠超過一個投資人該有的份量。

麻煩爆發之後，這位從六十年代就活在鎂光燈下的音樂人，親自飛到拍攝地調停。演員 Clyde Kusatsu 記得那場景：他在沙灘上休息等待拍攝，遠遠看見有個人影走過來打招呼——「哈囉 Clyde，你很風趣」。他愣住了：走過來打招呼的是喬治·哈里森。 哈里森身上還掛著隨身聽，問他想不想聽幾首正在寫的歌。另一位演員 Kay Tong Lim 也記得自己坐下時發現旁邊是哈里森，兩人聊了一會，才知道他是專程飛來解決問題的，而所有的問題都指向同一個人。

哈里森後來有兩句話流傳得很廣。一句是事後對媒體說的：「潘是個討人厭的傢伙；而她（麥當娜）必須明白，你可以是個了不起的人，同時還是可以謙虛的。」另一句是談工作人員：「在外景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天氣又冷，我們在寒風裡想喝口熱茶取暖，而她在溫暖的拖車裡——這時候一句早安你去哪了。」

更沉的一句他自己講過：這部片的壓力大到讓他重新開始抽菸。

他為一部失敗的喜劇寫了五首歌、飛了半個地球、聽了一下午抱怨。

十、沒有人拍第二部了

這部片的成本約一千五百萬美元（亦有估計一千七百萬），北美票房二百三十一萬美元。它的發行策略本身也寫滿了這部片的命運：先在中型城市的四百間戲院上映，三週下來勉強過百萬；製片公司為了「延後那些預期中的差評」，九月十九日又在主要市場加開四百間戲院。這種「異常的發行模式」，當年的《滾石》雜誌寫得很客氣，意思所有人都懂。

導演吉姆·戈達德不是新鮮人——他從一九六一年就在英國電視界做事，做過《復仇者》，也執導過開啟《Boys from the Blackstuff》的那部電視劇。但《上海驚情》是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而它也成了他最後一部。麥當娜後來說他「結果是不懂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在一艘沒有船長的船上」；這句話不太厚道，因為她那時只拍過一部片，而他已經在片場待了二十年。

寫到這裡我發現，這部片真正的悲劇不是在於它多爛，而是在於它把幾個人的事業一起拖下水：據記載導演此後沒有再執導過劇情長片，幕前那對主演夫妻在電影上映三年後離婚，而那位寫了五首歌的吉他手，把這段經驗收進了他人生後段的抱怨裡。

而澳門呢？澳門什麼都沒損失。它收下了幾個星期的租金、幾十個本地工作人員的工資，還有一個在網路上被轉載了四十年的故事。

散場之後：替身也有替身的尊嚴

我最後想說的是這件事。

這個專輯裡，澳門被電影收進去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五分鐘的斜坡，有一張華麗的賭桌，有一段要燈光很暗的樓梯，也有一個導演回頭去找「二十年前的澳門」。那一些片子裡，澳門至少知道自己是什麼。

《上海驚情》比較尷尬。它在這裡被使用了好幾個星期，最後留給這座城市的東西是：一個只能靠二手記載才查得到的門牌、一宗企圖謀殺的逮捕案、一張從里斯本寄到美國加州的特赦令，以及一句在整整九十七分鐘裡被說了無數次的城市名字——上海。

它連澳門的名字都沒有提過一次。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部片替澳門留下了一點什麼。它證明了一件事：在一九八六年，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一對夫妻、一位披頭四成員的電影公司、與一群歐美的出資人，共同認定——要找一座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港埠城市，答案就在這裡。

他們判斷錯了這座城市的味道，但沒判斷錯這座城市的樣子。

四十年後我把這段歷史找回來，站在海邊新街往司打口的方向看。

街道很安靜。海還在旁邊。

澳門當了那麼多年的替身，替完之後，自己的名字留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