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叉燒包》觀後感

今天的黑沙海灘，年輕情侶在沙上拍婚紗照。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中午，在同一片沙灘靠「阿婆秧」的位置，海水浮出八件殘肢。一名帶著兩個孩子來挖蠔的中年婦女看見了沖上岸的黑色袋子，孩子出於好奇打開，水警到場，點算出來是四隻右腳掌、兩隻左腳掌、兩隻手掌。

這不是電影的開場。這是澳門真實發生過的事。

八年之後，香港把它拍成了一部電影，叫《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邱禮濤導演，李修賢監製兼主演，黃秋生演那個飯店的老闆。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在香港上映，被列為三級片。

我在這個專輯裡寫了六十部跟澳門有關的電影。前面寫過的那些，澳門是替身（《親上加親》）、是起點（《午夜招魂》）、是私奔的終點（《噴火女郎》）、是牌坊下的幾個空鏡（《小姐的丈夫》）。

《人肉叉燒包》是第六十一種。

澳門在這裡是案發現場。而且是真的。

一、當年沒有人看好它

先講一件事，我覺得這部片最反常的地方不在銀幕上，在開拍之前。

李修賢一九九二年拍《羔羊醫生》大賣，想再開奇案片一脈。他是香港影壇的「警察專業戶」，現實裡認識不少警察，有人跟他講起一九八五年澳門那一宗滅門案，他當場拍板：就拍這個。導演找了當時還是新人、只拍過《中環英雄》的邱禮濤。

邱禮濤拿到戲很開心，很快去翻當年關於八仙飯店的報紙，也找了當年跑過這條線的記者資料，開始構思。他後來是這樣說的：

我都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极端，只是设想一个凶手的反应，觉得一个凶手应该是这样，并没有想过什么夺眼球啊票房什么的因素。
—— 邱禮濤，本片導演自述（訪談，非電影對白）

而業內對票房的判斷是悲觀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是黃秋生當時只是個小演員。第二個，資料裡寫得很明白：

除了李修賢，其他人對影片的票房都不太看好，因為當年擔大旗的黃秋生只是一個小演員，且故事發生在澳門，香港人對事件的關心程度有限。
—— 百度百科本片「幕後花絮」（史料，非電影對白）

請停在這句話上面看一眼。

「故事發生在澳門」被當成一個票房缺點。

一九九三年的香港電影工業裡，澳門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一個近、便宜、去過很多次、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是喜劇裡的度假地，可以是文藝片裡的懷舊背景，但它不是能撐起一部犯罪片的地標。觀眾不會為了一座他們週末就去過的小城買票。

結果這部片上映不到一個月，賣了一千五百多萬港幣，是當年三級片的賣座冠軍。邱禮濤只用了預算的八成就拍完了。

澳門在香港電影裡第一次不是票房負擔。它成了賣點。

只不過是以最糟糕的那種方式。

二、片名裡的降級

這部片本來就叫《八仙飯店》。

拍好之後做宣傳，製片擔心了一件事：一九九三年是武俠片當道，「八仙飯店」這四個字會讓觀眾以為是《龍門客棧》那一類的古裝片——八仙嘛。於是他們在後面加了五個字，變成《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

這個改名，把一座城市從片名的主體降成了後綴。

「八仙飯店」是一個地名，是澳門黑沙環一間開在木屋區裡的小飯店，招牌是紅框白底、中間紅色楷書由右至左寫著店名，兩旁直書標註「經濟飯菜」「粥粉麵飯」。它是有地址的：黑沙環馬路十四號。

「人肉叉燒包」不是地名。它是一個沒有地點、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的恐懼。

片名改完，澳門成了前置的修飾，恐怖成了主體。

三十幾年過去，現在幾乎沒有人記得「八仙飯店」是一間真的開過的飯店，所有人都記得後面那五個字。這個改名在商業上完全正確，在歷史上非常殘忍——它把一宗澳門真實案件的發生地，變成了一個通用的華語恐怖符號。

三、黑沙環

現在講我覺得這部片在「澳門如何被香港電影看見」這條線上，最重要的那一點。

澳門在香港電影裡，一向是被挑過的地方。大三巴牌坊、新馬路、南灣、內港碼頭、白鴿巢——這些地方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它們好看，或者因為它們像澳門。牌坊尤其如此：澳門日報那篇〈很少缺席的大三巴牌坊〉數過，從五十年代的《天長地久》、《金枝玉葉》、《噴火女郎》，到後來的《黑鷹》、《黃禍》、《險角》，牌坊幾乎沒有缺席過。

《人肉叉燒包》去的是黑沙環。

黑沙環在澳門半島北端，當年是木屋區，是新移民住的地方，是燒臘小販擺檔的地方。八仙飯店的老闆鄭林原本就是一個燒臘小販，在黑沙環第七街西側的小販區擺燒味檔，後來得到街市雞鴨檔主提攜借錢，才遷到黑沙環馬路與拱形馬路交界的木屋區開飯店。他跟太太岑惠儀和四女一子住在附近的黑沙環第四街。

這不是風景。這是澳門人過日子的地方。

也就是說，這是這個專輯裡第一部把鏡頭對準澳門北區平民生活的片。不是殖民者的教堂立面，不是海邊的豪宅，不是遊客會拍照的任何東西。

邱禮濤的處理也被人這樣總結過：

片中的主要場景就是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八仙飯店」，並無太多詭異之處，但邱禮濤巧妙地運用布光和置景……
—— 百度百科本片「影片評價」（影評，非電影對白）

「名不見經傳」——這四個字是關鍵。恐怖不是來自澳門有多陰森，而是來自這件事發生在一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飯店裡，在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街區裡。

我一直覺得，澳門最怕的不是被拍得難看，是被拍得不真實。這部片可怕的地方，恰恰是它對準了那個真的、窮的、沒有人拍照的澳門。

四、叉燒包

這部片留下來最深的影響，不在票房，在食物。

資料裡有這麼一句，幾乎每一篇講這個案子的文章都會寫：

由於劇情提及「人肉叉燒包」，有說每當電影上演時，港澳兩地的叉燒包銷路均會下跌。
—— 中文百科全書「八仙飯店滅門案」條目（史料，非電影對白）

一九九三年上映時，港澳兩地的叉燒包幾乎賣不出去。

我在澳門住，我知道叉燒包是什麼。它不是節慶食物，不是觀光食物，它是早上的東西——茶樓的蒸籠、麵包店的紙袋、學校門口小賣部的保溫箱。它是澳門人一天開始的方式。

一部香港電影，把一座城市最日常的那口早餐，變成了一個需要被解釋的笑話。

電影裡那一場，是李 Sir 在醫院審問被下了藥的黃志恆。這是全片最著名的一段對白，也是粵語片裡少數被完整記下來、中英文版本都流傳的台詞：

「屍骨你當垃圾扔掉了。那肉呢，怎麼處理的？」
「肉？就是各位長官又吃又拿、又不給錢的人肉叉燒包。嘿嘿，嘿嘿……」
——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1993）電影對白

後面接的是李 Sir 的同袍衝到病房洗手盆前嘔吐，以及他那一句「我慶幸我沒有吃過」。

黑色幽默。所有評論這部片的人都提到這四個字：在血腥噱頭下注入大量黑色幽默。邱禮濤本人欣賞的恐怖片是庫布里克的《閃靈》，他要的不是簡單粗暴的驚恐，是「不經意間背脊一陣陣發涼」。

而他把這個「不經意」設計在了吃上面。你笑了，然後你想起自己今天早上吃了什麼。

五、澳門警察辦不了他

電影的結尾是一段旁白。這段旁白在英文版本裡保留得最完整：

Although prima facie was enough to sue Wong Chi Hang for murdering Cheng Lam's family, the Macau cops couldn't sue him successfully because he had a strong attempt to commit suicide. He preferred killing himself to being judged. The file of the tragedy of Pat Sin Restaurant has been forced to be closed.
——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1993）片尾旁白（電影原聲）

表面證據足以起訴，但澳門警方辦不了他，因為他一心求死。他寧願死，也不願受審。八仙飯店的檔案，被迫封存。

「被迫封存」這四個字，是這部片跟澳門之間最難處理的一層關係。

真實的那一頭是這樣的：疑兇黃志恆在羈押期間兩度自殺，第二次用磨利了的汽水瓶蓋拉環在舊傷口上再割，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凌晨死在獄中，身邊留下一封遺書、幾本色情雜誌和哮喘藥。遺書上寫：

請代我平反這冤案，請想，一個臨死的人還會說謊。
—— 黃志恆遺書（史料，非電影對白）

他到死沒有認罪。十名受害者的完整遺體至今沒有找到。有沒有同黨，至今成謎。

也就是說：電影有一個結局，案子沒有。

黃秋生拿獎那天是香港電影的高光時刻——他是第一位憑三級片拿到金像獎影帝的演員。而同一件事的另一面是：澳門有十個人死了，兇手自殺了，檔案關了，香港的電影公司給參與者發了足金打造的叉燒包。

我不是要譴責一部電影。電影沒有義務為一宗懸案負責，邱禮濤甚至說他從沒想過要奪眼球。我只是覺得，當我們在這個專輯裡一部一部數「澳門在香港電影裡是什麼」的時候，不能只數那些漂亮的答案。

有些答案是難看的。而難看的答案，往往是真的。

六、四十年之後

寫這一篇我去查了很多資料，其中一篇的結尾是這樣寫的：四十年過去，黑沙海灘遊人如織，年輕情侶在當年發現殘肢的沙灘上拍攝婚紗照；街頭叉燒包依舊飄香，但經歷過一九八五年那個夏天的澳門老人，至今無法忘記被恐怖傳說籠罩的日日夜夜。

我讀到這裡停了很久。

婚紗照和殘肢發現地，是同一片沙灘。這句話裡沒有任何修辭，它就是事實。

澳門是一座很小的城，小到所有的地方都不得不重疊使用。拍婚紗照的人不知道腳下是什麼，賣叉燒包的人不知道這三個字曾經讓整座城的人吃不下飯。也不知道，其實更好——一座城不可能永遠活在一個夏天裡。

八仙飯店的原址現在是維多利亞酒店。根據維基百科的考證，飯店確切的位置，是今天維多利亞酒店正門左側那道行人天橋的梯底。

一座酒店的大堂，和一條天橋的梯底。

我在那附近走過很多次。那裡現在是關閘一帶最熱鬧的地方之一，人來人往，通往口岸，全是趕路的人。

沒有人會在那裡停下來。

散場之後

最後講黃秋生。

他接這部戲的時候，跟電影公司還有三部戲的合約。多年後他自己講過：「香港那個時候沒有人說簽你三部都是先把劇本寫好了的，拍的時候就是三級片，還是演一個變態狂，但是我沒有選擇。」

他演完了，拿了影帝，從此被定型，然後用二十幾年的時間去把這個定型拆掉——《野獸刑警》拆了一次，《無間道》拆了一次，《淪落人》再拆一次。二〇一九年他拿第三座金像獎的時候已經快六十歲。

而那個把他定型的角色，是一個澳門飯店的老闆。

這個專輯寫到第六十一篇，我一直在處理「澳門在香港電影裡是什麼」這條線。前面六十篇裡，澳門是漂亮的地方：可以散心，可以私奔，可以拍牌坊，可以當另一個香港。

《人肉叉燒包》把這條線的另外一端接上了。

澳門在香港電影裡也可是案發現場。也可是木屋區。也可是那種沒有人會拍照的街。也可是十個人之後、檔案被迫封存的那兩個字。

一座城市要被認真對待，就不能只被拍好看的那半邊。

電影散場了，黑沙海灘上還有人在拍婚紗照。這兩件事同時成立，我覺得這就是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