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觀後感

一、二〇〇八年冬天，半個議事亭前地

杜琪峰拍這部片的時候，議事亭前地是可以圍起來的。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劇組在香港與澳門兩地開工，一直拍到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澳門的那一半，集中在中區那一片世遺核心區：主教座堂、大堂前地、板樟堂巷、公局新市南街、議事亭前地、營地大街。當年的報紙事後回憶，槍手可以從主教座堂一路追殺到營地大街，沿途的巷子全在鏡頭裡。為了拍這一場，議事亭前地大部分範圍被圍封。

圍封的意思是：那幾個晚上，澳門最熱鬧的那塊黑白碎石地面，是空的。

今天去那裡的人大概很難想像。議事亭前地現在是澳門人流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旺季的時候人要側身走，旅行團的旗子在仁慈堂大樓前面舉成一片。圍封半個廣場拍一場槍戰，在二〇〇八年是一句技術安排，在二〇二六年是一則都市傳說。

杜琪峰自己幾年後在澳門一個大師班上提起過這件事。他說，拍《復仇》的時候可以圍封半個議事亭前地，現在只能拍到大量的拖喼遊客。同一篇專欄還寫了一句更沉的話：一向熱愛在澳門拍戲的杜琪峰，在《復仇》之後再沒有來澳拍攝。

這句話我一直記著。它不是影評，是一條時間線的終點。一個導演用一座城拍了三部片——《鎗火》、《放逐》、《復仇》——然後不再回來。中間隔著的不是什麼理念決裂，只是人變多了，路變窄了，拍不成了。

所以我看《復仇》，看的不是一個法國人來澳門殺人，看的是一座城最後一次被整個騰空，讓電影把它用掉。那幾個被圍封的夜晚，廣場上沒有遊客，沒有拖喼，沒有賣杏仁餅的隊伍。只有燈光、煙霧、杜琪峰的構圖，和一條從主教座堂通到營地大街的巷弄，被拍成了一條逃命的路。

那條路我走過很多次。它平時是澳門最從容的一段散步路線，長約二百多公尺，從大堂前地下來，穿板樟堂巷，過議事亭前地，接公局新市南街，再出營地大街。慢慢走十分鐘。電影裡，那十分鐘是一場追殺。

二、腦袋裡的子彈

Costello 是一個廚子。

他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開一間叫 Les Frères 的餐館——兄弟。這個名字在片末會回來咬他一口。二十年前他是殺手，收山以後改行做菜，日子過得平靜。然後女兒一家在澳門被滅門，女婿和兩個外孫都死了，只有女兒重傷活下來。

他飛過來。在醫院裡，他在字母板上逐個字母指過去，女兒認出一個就握一下他的手。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拼出來的線索是：不知道是誰，我開過槍，其中一個耳朵被打掉了一隻。拼完，她看著他。他答應了她。

到這裡為止，這是一部很標準的復仇片。讓它變得不標準的，是那一粒子彈。

我從前中過一次槍。子彈還在我的腦袋裡。醫生說我會失去記憶。我不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可是我必須在我忘掉一切之前，完成復仇。
—— Costello，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他不是忘記了仇人是誰，他是正在忘記所有人。他的短期記憶一點一點流失，醫生判定他終將失去全部。於是他開始拍寶麗萊。見過的人，一律拍一張，背面寫上名字、關係、該不該開槍。

別動，拍照！我要記住你們。
—— Costello，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黃秋生飾演的阿鬼、林家棟飾演的柱、林雪飾演的肥樂，三個人被他僱來當他的腦子。三張照片，三個名字：Kwai、Chu、Fat Lok。他每天拿出來看一遍，才知道今天身邊站的是誰。

電影裡有一個細節我看了兩次。三個人告訴他名字之後，他問：那你叫什麼？他自己答：Francis Costello。他在確認自己的名字，像確認一張照片背面的字。

杜琪峰把寶麗萊用得很節制，不煽情。這個道具在二〇〇九年已經是過時的東西——數碼相機早就普及，連底片都快沒人用了。導演在一次訪問裡被記者用寶麗萊拍照時還笑說，即影即有幾乎是上一代的事了。他讓一個即將失憶的人，用一種即將淘汰的技術來對抗遺忘。兩樣都在退場，互相扶一把。

而澳門在這裡出現了第二層意思。

這部片的故事設定在澳門，可是它拍的澳門，是一個外國人看不懂、說不通的地方。Costello 到了以後第一件事是問路，第二件事是被問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他身上有一張女兒家的地址，可是他不認得路，連自己在哪一座城市都快要記不住。後來有一段，他在車上醒過來，問：我們在哪裡？同行的人答：香港。他點點頭，像接受了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一座城對一個人來說，本來就該是這樣——你記得它，它不記得你。現在連前半句都沒有了。

三、什麼是復仇

電影中段有一句話，是全片的軸心。

忘記了一切之後，復仇還有什麼意思？
—— 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問這句話的是他僱來的殺手之一。這句話在影評裡被反覆引用，因為它把整部片的類型前提拆了。復仇片的基本設定是：記得，所以要殺。這部片問的是：如果你不記得，你殺的是誰？你又是誰？

這不是一個哲學遊戲。它很快就變成一個具體的場面。

Costello 的記憶掉到一個程度，他在咖啡店裡看著三個替他賣命的人，問他們：

什麼是復仇？
—— Costello，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所有人愣住。就是他要復仇的。問這句話的人，是他自己。

杜琪峰後來說過一句話：忘記復仇是最幸福的。這句話放在導演訪談裡像一句感嘆，放回電影裡，它是一個恐怖的結論——這個人如果要幸福，唯一的方法是忘掉女兒。他一路殺過去，為的就是不要忘；可是他每殺一個人，就離忘記近一步。復仇和他要記住的東西，是同一件事的兩面，而這兩面互相抵消。

電影沒有把這個問題回答乾淨。這是我覺得它誠實的地方。它後來用一個很笨、也很動人的方法處理：阿鬼替他記。

他可能不記得，可是我記得。
—— 阿鬼，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於是最後那段路，是三個人替一個不記得的人走完的。他們拿到錢了嗎？拿到了一間巴黎的餐館和一棟房子，都在紙上。他們為什麼繼續？電影不解釋，杜琪峰一向不解釋這種事。他只是讓他們繼續走。

結尾有一場戲，拍的是賣旗。街邊有人拿著旗子義賣，Costello 走過去，看見一個人身上插滿了旗。有人告訴他：旗最多那個就是馮先生。

他就走過去，把外套披在那個人身上，說：

這件外套是你的。
—— Costello，電影《復仇》對白（英語原聲）

然後開槍。

這句話的分量，在於那件外套他帶了整整一部片。他記住了這件外套，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到了最後，他大概已經記不起自己為什麼帶著它，也記不起它在等誰。可是他拿著它，走到了那個人面前。

復仇最後變成了一件很小的事：把衣服還給人。

四、Travessa do Armazém Velho

這部片在澳門的部分，我最喜歡的是一場問路。

Costello 拿著地址，在街上逢人就問。劇本裡那句話是這樣寫的：不好意思，請問 Travessa do Armazém Velho 在哪裡？

Travessa do Armazém Velho 是爛鬼樓巷。

這條巷子在澳門半島聖安多尼堂區的西南邊，東北端從果欄街起，沿途與玫瑰里、太平里相交，西南端到草堆街止，接寶塔巷。全長約一百公尺，寬約五公尺。名字的來歷很澳門：原有一座本名蘭桂樓的建築，被火燒得殘破，街坊叫它爛鬼樓，澳葡當局後來乾脆拿這個稱呼做了街名。二戰時這裡是舊料地攤市場，二十世紀中後期變成雜架店集中地。

一個法國人，在澳門的街上，用葡文問一條中文名叫爛鬼樓的巷子。

我第一次看到這句台詞時停了一下。這不是編劇偷懶隨便填一個地名，這是一句很準的澳門台詞。澳門的街名有兩套，葡文名掛在藍白瓷磚上，中文名活在口裡。本地人說爛鬼樓，不說 Travessa do Armazém Velho。外地人拿著葡文地址問路，問到的多半是搖頭。

電影裡果然是搖頭。對方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緊接著下一句：要不要玩玩？我讓你很開心。不貴，五百，三百也行。先生，跟我來。

他說：不，不。謝謝。

那一場戲很短，不到一分鐘。可是它把一個外國人在澳門的全部處境拍完了：他問不到路，因為他說的是另一種語言；他被誤認為另一種客人，因為他在這裡只能是另一種客人。他有一張寫著地址的紙，和一顆正在失效的腦子。

拍攝地點的資料說，那場問路是在新口岸廣州街拍的，附近有不少娛樂場所、食店、當舖和金舖，入夜後霓虹亮透。電影裡那一段確實是夜景，Costello 站在街邊，被街女搭訕，一臉茫然。

而他要找的那條巷子，在半島另一頭。

這中間隔著整座澳門：從新填海出來的賭場區，到最老的那一批街。杜琪峰讓他的主角在兩頭之間來回走，走完整座城，一句話都問不到。

五、杜琪峰再也沒有回來

《復仇》這部片的來歷有點曲折。

本來杜琪峰要拍的是梅維爾《獨行殺手》的重拍，男主角屬意阿倫狄龍——那個在《獨行殺手》裡演殺手、影響了整整一代香港電影的人。雙方談了很久，狄龍最後因為劇本推掉了。法國資金還在，投資方問他還想找誰，他說小時候喜歡看法國片，於是他們給他找來強尼·哈勒戴，法國的搖滾巨星，人稱法國貓王。

杜琪峰那時不認識他。投資方給他看演唱會片段，他看完說，電影我喜歡，演唱會我更喜歡。

這部片最後是英語發音。杜琪峰自己說得很清楚：《復仇》跟我的其他作品唯一的不同，就是講英語。為了歐洲市場，韋家輝的劇本做了簡化，香港式的幽默和背後的那些想法都拿掉了。他在另一次訪問裡講得更直接：這次是想看看香港式的電影離開香港之後，還有沒有發展的空間。

於是我們看到一部很奇特的杜琪峰：場面調度是他的，光影是他的，那種男人在開槍前先站定、先看一眼的節奏是他的；可是台詞是另一種語言，節奏被另一種市場拉著走。有人說它是杜琪峰最流暢的一部，也有人說它是B級片。它入圍了第六十二屆坎城主競賽，也被說可能是坎城史上評分最低的競賽片之一。

我自己的看法是：它是一部被語言削掉了一層的杜琪峰，剩下的那一層反而更清楚。

因為台詞少了，能說的少了，電影就只能靠位置和光。而位置和光，是澳門給的。

澳門在這裡不是背景。它是Costello 唯一還能依靠的東西——他記不住人，可是他記得怎麼從主教座堂走到營地大街。電影讓一個失憶的人在澳門的巷子裡穿行，那些巷子自己記得路。他跟著巷子走，就走到了該去的地方。

這大概是澳門在電影裡最不常見的一種用法。通常澳門是用來當異國情調的：葡式建築、碎石路、霓虹招牌、賭場。這部片也用了這些，可是它多給了一層——它讓這座城的空間，替一個人承擔了他失去的記憶。

結尾他殺完了人，坐在海邊。月亮很大。已經死了的人從海上走回來，逆著光。有人說那是幻覺，也有人說那是他僅剩的記憶在放映。電影不說明。

然後他記不起來了。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日，這部片在香港上映。法國更早，五月二十日，坎城首映是五月十七日。它在澳門的戲院有沒有上過，我沒有查到。一座城替一部電影騰空了半個廣場，然後電影去了坎城、去了巴黎、去了紐約。城留下來，繼續變擠。

杜琪峰此後沒有再來澳門拍戲。他說過，《復仇》、《鎗火》、《放逐》在某個層次上是連著的，是同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最後一次被完整拍下來，是在二〇〇八年冬天，半個議事亭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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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記得〉

看這部片那天，我從戲院出來，走了一段議事亭前地。

當晚遊客不多，廣場上有幾個人在拍照，碎石地面被路燈照得發白。我站在中間往營地大街方向看，看見公局新市南街的巷口，很窄，很深。

電影裡那個人是從那裡跑過去的。他跑過去的時候，已經快要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跑。

我想起杜琪峰那句話：可以圍封半個議事亭前地，現在只能拍到大量的拖喼遊客。

一座城被騰空一次，是因為有人要拍一部電影。拍完以後，城自己填回去，填得比以前更滿。這不是壞事，也不是好事，只是時間的順序。

《復仇》留下來的東西，是一條路線。從主教座堂下來，穿板樟堂巷，過議事亭前地，接公局新市南街，出營地大街。十分鐘。這十分鐘現在每天有幾萬人走，沒有一個人是為了逃命。

可是如果你知道這條路曾經被拍成一場追殺，走起來會有一點不一樣。

你會發現，那些巷子的寬度是為兩個人錯身設計的，不是為人潮設計的。你會發現，議事亭前地空的時候，聲音其實很大。你會發現，一個人要在這裡記住一件事，是多麼不容易——周圍有太多東西在搶你的記憶。

電影裡那個法國人最後什麼都記不住了。他只記得一件很小的事：這件外套是你的。

澳門也一樣。它記不住每一個來過的人，可是它把某些東西留下來了：一條巷子的名字、一塊碎石地面、一段從教堂通到大街的十分鐘。

走了十分鐘，你就會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