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望之城》觀後感

一、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新口岸的那一夜

這部片子上畫前一個月，澳門發生過一件事。

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時，司法警察與治安警察近一百人，穿上防彈衣，帶同警犬，分頭走進新口岸一帶的卡拉OK、迪斯科舞廳與夜總會，逐個查身份證。行動進行了兩個多小時，一百多名未能出示證件或身份有疑問的人被帶回警局。

那個月，澳門的夜還沒有被後來的事改寫——賭權要到翌年才開放，金沙要三年後才開，威尼斯人還要六年。那幾年的澳門剛剛回歸一年多，失業率在高位，街頭的罪案新聞幾乎天天有。新口岸那一片新填海出來的地，夜裡亮的燈多半不是給遊客的，是給那些拿著三天、一個月或一年期限的旅遊證件，又或者什麼證件都沒有的年輕女子。

她們從珠海辦證過關，住宿由人安排，收入由人代收，連哪一天能回家都不是自己說了算。當年的司法案卷裡記著這樣的事：有人以一萬二千港元辦一張三天期的旅遊證，有人為一整年的證件付三萬三；到了澳門，賺的錢先還墊付的「投資」，還完才輪到自己。電影裡那句「由大陸經拱北到澳門」，聽起來像一句劇情說明，其實是一條真實存在過的路線，路上走的是活人。

同年五月五日，《慾望之城》在香港上映。

我看這部片的時候，先想起的不是劇情，是那則報導的日期。四月一日凌晨，警車開進新口岸；五月五日，同一座城的同一種夜，被搬上銀幕。中間隔著三十四天。這不是巧合，這是同一個城市在同一年裡，被兩種不同的目光各看了一次——一次是警方帶著名冊和手銬，一次是葉偉民帶著攝影機。

而這部片的特別之處，恰恰在於它把那一夜的日常拍成了故事本身。

二、十七年後回來的女兒

十三妹從加拿大回來，離開十七年。

她在家裡排第十三，前面十二個哥哥全是父親收養的，她是唯一親生的那一個。父親患了柏金遜症，生意沒人管，她被召回來。她以為父親開的是酒店，做旅遊，體體面面。回來以後才知道，那個「酒店生意」是什麼。

這個設定有一種近乎殘忍的乾淨：一個讀設計、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年的人，被送回自己的家鄉，去接手一個她完全不懂、而且從來沒想過要懂的行當。她既是原居民，又是外來人。她說的話是對的，她做的事是對的，但她對這座城的認識，可能比任何一個在賭場門口抽煙的司機都少。

片方給她的身份寫得很具體：統領各國佳麗超過一千人，佔業內八成生意額。這句話我讀了兩遍。八成。一個城市裡八成的某種生意，握在同一個人手裡——這聽起來像神話，但放在二〇〇一年的澳門，它只是生意。

而我更在意她回來的那一種狀態。我認識一些離開很久才回來的人，他們回來以後最常說的一句話不是「變了好多」，而是「我不知道現在這裡是怎麼運作的」。土地、人情、規矩，全部換過一輪，而你手上那張舊地圖還印著十七年前的街名。十三妹就是這種人，只不過她要接手的那盤生意，連地圖上都沒有標。她回家，可是她進的是一間她不認識的公司，在一座她不認識的城裡。

而那些「各國佳麗」，電影裡是這樣来的：中段有一場，由舞小姐自己講述，怎麼從大陸經拱北過關來到澳門，進了宿舍，開始上班。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龐奴在當年的年度回顧裡，說這一段「有把問題立體化的可觀性，至少揭示黃色事業的經營方式與社會實況，寫實度高」。

這一句「寫實度高」，是全片最貴的讚美，也是最貴的代價。因為那些寫實，是偷來的。

三、所多瑪，與寫詞的那個人

黃秋生演的那個角色，叫甘修士。

片方給他的設定是這麼寫的：愛世人，但特喜歡去嫖，一個經常被掃黃司警鎖返差館的神職人員。

愛世人，但特喜歡去嫖，一個經常被掃黃司警鎖返差館的神職人員
—— 片方角色設定，宣傳文案（非電影對白）

我第一次讀到這行字的時候笑出來，第二次讀，笑不出來。一個每天被同一個城市的警察從同一類場所帶走的人，卻是這部片子裡唯一還在談靈魂的角色。他在片中用聖經裡的所多瑪來比喻澳門——那座因為找不到十個義人而被天火焚毀的罪城。龐奴說這比喻「雖悲情而不近事實」，因為片中同時留了一筆側寫：真正的澳門人不會去碼頭賭場一帶。

那一筆側寫是全片我最珍惜的一句話。它說的是：這座城還有遊客看不見的那一面。所多瑪之所以被燒，是因為城中連十個義人都湊不齊；而澳門之所以不是所多瑪，是因為義人一直都在，只是他們不在賭場和碼頭那一帶，他們在別的地方買菜、接孩子、上班下班。

而這部片的主題曲，寫的居然是同一個典故。

主題曲也叫〈慾望之城〉，李蕙敏唱，羅堅作曲，詞是林夕寫的。那年林夕替這部片寫下的句子是：

這裡信奉著慾望，要風光的火葬
—— 主題曲〈慾望之城〉，林夕詞，李蕙敏唱（電影原聲，非對白）

天火將降，誰為過所多瑪感慨
—— 主題曲〈慾望之城〉，林夕詞（電影原聲，非對白）

天火將降。所多瑪。一個寫詞的人和一個編劇的人，在同一部片裡，各自走到同一座被焚毀的城門口，然後各自敲了敲門。

我反覆聽這首歌，越聽越覺得它不是配樂，它是這部片的第二份劇本。林夕寫的每一句都在講同一件事：這座城把慾望當成信仰，因為這裡信奉著慾望；這裡的愛要賭，因為每對愛侶也要靠勇氣賭博；這裡沒有人住得久，因為誰能長駐一間房。

每對愛侶也要靠勇氣賭博
—— 主題曲〈慾望之城〉，林夕詞（電影原聲，非對白）

而最狠的一句在歌的後段：

也許天邊海角全是骯髒的阿當該打靶，縱使天空海闊雲集這角落全是夏娃
—— 主題曲〈慾望之城〉，林夕詞（電影原聲，非對白）

阿當與夏娃，全城都是，沒有一個是乾淨的。這比所多瑪還絕——所多瑪至少還在找義人，林夕這一句連找都不找了。

四、偷來的寫實

現在要說那些鏡頭是怎麼來的。

吳君如在首映禮上講過這部片的拍攝。她說，片中大部份在澳門的夜總會取景，夜店裡的場面令她眼界大開；在夜總會工作的舞小姐全部穿上透視裝，跟一絲不掛幾乎沒有分別，但她們一點也不覺得尷尬，神態自若，反而君如不敢正視。

她接著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片中不少是偷拍鏡頭。她描述那些舞小姐回到夜總會便立即到後台更衣，後台有專人替她們化妝和梳頭，好像時裝表演一樣，非常專業。

這段訪問有兩層意思，我分開來讀。

第一層是寫實。這部片之所以寫實，是因為它真的站在那個後台裡，看著那些人換衣服、化妝、排隊上場。那種寫實不是美術指導搭出來的，是現場抓來的。一部二〇〇一年的商業港產片，肯花預算和時間進澳門的夜場實拍，這件事本身就罕見。

第二層是代價。偷拍。

那些在鏡頭裡換衣服、化妝、神態自若的女子，她們知道自己在拍電影嗎？她們知道這部片會在香港上映、會被寫進年度電影回顧、會在二十多年後還有人逐格看嗎？吳君如說她們「一點也不覺得尷尬」——但她們不尷尬，是因為她們以為沒有人在看。

這才是這部片最深的一層諷刺：它用偷拍換來了寫實，用寫實換來了評論界的肯定，而那些被拍的人，一個字都沒有說過。她們供出了這部片最真實的部分，然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這讓我想起龐奴那篇影評的結尾。他先肯定這部片是「一個小進步」——因為回歸後的澳門在港產片中第一次成為主體，是故事背景本身，而不再是港產片裡常見的那種過客殘留的異鄉。但他接著寫：

依然是香港在替澳門說話，也許，是時候有一部澳門人自己發聲的作品
—— 龐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1香港電影回顧》（影評，非電影對白）

香港在替澳門說話。這句話放在偷拍那一層一起看，會變得更重：不只台詞是香港人寫的，連畫面都是香港的攝影機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拿走的。澳門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當上了主角，可是主角沒有台詞，也沒有知情權。

五、義人在哪裡

那年之後，澳門變得很快。

二〇〇二年賭權開放，三張賭牌其後各自轉批，成為六家營運商；二〇〇四年金沙開幕，二〇〇七年威尼斯人開幕；澳門的賭場收益在那幾年裡超越了拉斯維加斯，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賭城。新口岸填起來的那片地，後來立起了另一批樓；葡京還在，旁邊多了一朵金色的花。

福隆新街不一樣。那條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澳門的風月區，如今是遊客排隊買杏仁餅和吃水蟹粥的地方。我帶朋友走過那裡，很多人不知道這條街以前是做什麼的。它現在很乾淨，很熱鬧，很安全。

而關閘還是那個關閘。每天有人從拱北那邊走過來，拖著行李，拖著菜，拖著生活。電影裡那些經拱北來的女子，走的也是這一道關。

我也想起那年之後陸續發生的另一些夜晚。二〇〇二年六月，警方進入葡京酒店，一次帶走兩名男子與約七十名打扮性感的年輕女子。那一年距本片上映不過十三個月，地點正是這部片故事的中心。電影拍完了，新聞還在繼續。

我在澳門住了很多年，每次經過內港那一帶，總會想起龐奴寫的那句「真正的澳門人不會去碼頭賭場一帶」。這句話在二〇〇一年是真的，到了今天，我覺得還是真的。碼頭和賭場那一帶，是給別人準備的；澳門人自己的澳門，在街市，在茶餐廳，在舊城的斜坡上，在那些從來不會被拍進電影的地方。

《慾望之城》拍到了澳門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少被拍到的那一部分。它的寫實度至今仍然有效——因為你只要看一眼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新口岸那一夜的紀錄，就知道這部片沒有誇張。它只是把那些本來就存在的事情，擺到了鏡頭前面。

只是鏡頭是偷來的。

那座城裡到底有沒有義人？電影說沒有，甘修士說找不到十個，林夕說全是骯髒的阿當和夏娃。可是我住在這裡，我知道義人在。他們不在片裡，他們在片外。他們那天晚上可能就在新口岸的某一條街上走過，看見警車，繞開，回家睡覺，第二天照常上班。

他們從來沒有被拍進去。這大概就是這部片最後留下來的問題：一座城市要怎樣才算自己說了話？不是被拍，不是被寫，不是被唱——是有一天，拿攝影機的那個人，是澳門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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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場之後：〈偷來的鏡頭〉

那些被偷拍的女子，後來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電影沒有交代，現實也不會有人替她們寫續集。她們留在片中的，只有一雙換衣服的手、一個化妝的側臉、一排等待上場的背影——沒有名，沒有對白，連一句「我願意被拍」都沒有留下。吳君如說她們神態自若，那是因為她們以為鏡頭後面沒有人。

二十多年過去，拿攝影機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今天的手機比當年的機器更小，人人都是導演，人人都在拍別人。可是「誰有權把誰放進畫面裡」這道題，澳門到現在還沒能完全自己作答。龐奴當年那句「是時候有一部澳門人自己發聲的作品」，至今仍懸在那裡，像一盞沒人去關的燈。

我每次路過新口岸，都會想起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那個凌晨。警車來過，攝影機來過，然後都走了。留下來的，是這座城自己——它不說話，不代表它沒有話要說。只是有些話，要等拿攝影機的那個人，終於是澳門人自己的那一天，才會被聽見。

鏡頭是偷來的，但城市不是。